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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6-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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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茨问：“我还继续挖吗？”
我回答：“别犯傻了。全都盖上吧。恢复原来的样子！”
一有人说脚下有东西，我就说盖上！恢复原样！到别处去挖！记住，不是让你找东西，是让你挖坑！可是，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说有东西。这正如我的秘书所说，洼地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啦。
但是，到最后，还是我坚韧不拔的性格获胜。我们发现了一块“空地”。我把全部人马都安排到那里挖坑。我要求大家挖深点，一直向下，越深越好，好像要进地狱一样。我还要求大家把坑挖得像游泳池一样。天黑以后，借助手电照明，我们才结束工作，回家。第二天，由于气候恶劣，只把二十个犹太人送进了洼地。孩子们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了。有几个站立不稳，有几个返程时吐了。接送孩子的卡车把他们放在村中的大广场上，距离我办公室不远；很多孩子就站在广场凉亭里，互相拥抱着；与此同时，大雪下个不停；孩子们则在进行醉酒足球比赛。
第二天早晨，五个孩子有着明显的肺炎症状；其余的孩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人人状态不佳，难以工作。在我命令警察局长用大人替换孩子的时候，起初他显得不高兴，可是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那天下午，处理了八个犹太人。我觉得这个人数微不足道并且说出了这个意思。局长回答说：八个是八个，可感觉像八百个。我看着他的眼神，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说，等波兰孩子康复以后再说吧。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阻止厄运的追踪，它好像都不准备放过我们。两个波兰孩子死于肺炎，死前发高烧，说胡话，说的全是下雪踢足球，还有球和球员都消失在雪坑里了。为表示哀悼，我送给两位母亲一点熏肉和一筐土豆、胡萝卜。然后，等待。让雪下吧。让我的身体冻僵了吧。一天上午，我去洼地看看。那里的雪是软的，甚至太软了。有一阵工夫，我觉得踩在一层奶皮上了。走到了洼地边缘，我看看脚下，发现大自然完成了这项工作。好极了！看不见任何痕迹，只有白雪一片。后来，天气好转后，醉酒儿童的队伍又开始工作了。
我动员孩子们打起精神来。我说，他们一直干得很好，如今他们家里食物多了，还有可能更多。孩子们看着我，一言不发。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有懈怠以及整个那件事在他们心里造成的不快。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更愿意在大街上酗酒和玩球。此外，在车站酒吧里，人们的话题就是俄国人要来了。有人说，华沙随时都会陷落。他们是悄悄地说这事的。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轮到我，也会窃窃私语。这是不祥之兆啊！
一天下午，有人告诉我，那些醉酒的孩子们喝得太多了，一个接一个地在雪地上精神崩溃了。我骂了那些报告的人。他们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理解不理解都一样。一天，我问秘书还剩下多少希腊犹太人没有处理。半小时后，有个秘书送来一张图表，上面列出了详细情况，乘火车从南方到达这里的是五百犹太人，在旅途中死掉的人数，在老皮革厂死掉的人数，我们负责处理掉的人数，醉酒孩子们处理掉的人数，等等。如今还剩下一百多犹太人，可是，警察、志愿者、波兰小孩，全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怎么办？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负荷。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半红半肮脏的地平线，心里说，有些工作，人不能承受太久。至少，我受不了。努力做了，但是，受不了。我那些警察也不行。十五岁很好。三十岁还行。但是，人到了五十岁，胃难受，头沉重，失眠，做噩梦。
我把各项工作都停了下来。孩子们又重新上街玩足球了。警察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农民们又回到了农场。外边没人对犹太人感兴趣了，为此，我安排一些犹太人去扫地，让不到二十人去庄稼地干活，责成农场主负责他们的安全。
一天夜里，有人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告诉我有个紧急电话。来电话的人是上加利西亚的官员，此前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他通知我为德国人撤离本地作准备。
我说：“没有火车。怎么撤退所有的德国人呢？”
那官员说：“这是您的问题了。”
挂上电话前，我告诉他，我这里有一群犹太人，怎么处理他们？他没回答我的问题。电话线断了；换了我就该去叫别人，或者犹太人的事他根本没兴趣。这时是清晨四点钟。没法再回床上去了。我告诉老婆咱们要撤离。然后，派人去找村长和警察局长。等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俩脸色不好，显然是睡眠不足和质量不好。
我让他俩放心，说只要赶快行动，谁也不会有危险。我们安排手下人行动起来。不等天亮，第一批撤退的人已经踏上通往西方的道路了。我一直留到最后。我在这个村庄里又过了一天一夜。远处已经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去老皮革厂看那些犹太人，警察局长可以作证，我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走吧。接着，我带走了两名站岗的警察，让那些犹太人在老皮革厂听天由命。我估计这就是自由了吧。
司机告诉我曾看见一些德国士兵匆匆而过。我上楼进了办公室，不明白要找什么。前一天夜里，我曾经在沙发上睡了短短的几个小时，把所有应该烧毁的都烧毁了。村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但有些人家的窗户后面依稀可见波兰妇女的面庞。后来，我下了楼，上了汽车，就出发了。这就是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讲述的故事。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当过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出于我的秉性，做过好事。迫于战争的要求做过一些坏事。可是，如今，那些醉酒的波兰小孩开口讲话了，他们说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我？是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吗？是酗酒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足球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那些懒惰和缺乏理智的母亲毁掉了他们的童年！不是我！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要是换了别人，会亲手把那些犹太人都杀光的。可我没干。那不是我的秉性。”
陪同雷奥·萨穆尔经常在俘虏营里散步的人中，就有那个警察局长和消防队长。萨穆尔告诉汉斯：那个村长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于肺炎。那个司机在车子报废后也失踪了。
有时，下午，汉斯·赖特尔从远处望着萨穆尔，发现萨穆尔也在观察他，只是萨穆尔侧目而视，眼神里流露出绝望、紧张，还有恐惧和不信任的表示。
一天早晨，俘虏们排队领取早餐的时候，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们做那些事，也说了那些事，然后对那些事打心眼里感到后悔了。”
又有一天，萨穆尔说：
“等美国警察再来的时候，他们再审问我以后，肯定会逮捕我，让老百姓嘲弄我的。”
萨穆尔跟汉斯谈话的时候，那位警察局长和那位消防队长总是站在距离他俩几米外的地方，好像不愿意掺和到老上司的那些不幸的事情里去。一天早晨，有人发现了萨穆尔的尸体躺在帐篷和厕所之间的路上。美国人询问了十几个俘虏，其中就有汉斯·赖特尔。汉斯说，那天夜里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后来，尸体运走了，埋葬在安斯巴赫公墓的公共墓穴里。
汉斯·赖特尔终于可以离开俘虏营的时候，他去了科隆。他在那里火车站附近的平房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住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跟一个装甲师的老兵住在一起。这老兵面部有烧伤，沉默寡言，可以一连几天不吃食物。还有一个同伴，他说从前在报社工作；与老兵相反，他和蔼可亲，喜欢说话。
老装甲兵大约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老记者大约六十岁。但他俩有时很像孩子。战争期间，老记者写过一系列文章，是描写东部和西部一些装甲师的英雄生活；他一直保存着那些文章的剪报。那位喜欢沉思的装甲兵读过这些剪报，而且赞不绝口。有时，他开口说道：
“奥托，你抓住了一个装甲兵的生活本质。”
老记者做谦虚状，说道：“古斯塔夫，你是个装甲老兵，说这些话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因为你确认了我没说错什么。”
装甲兵说：“奥托，你什么也没说错。”
老记者说：“谢谢你这番话，古斯塔夫。”
这两个人有时为市政府做清除瓦砾的活计，或者贩卖在瓦砾下发现的东西。天气好的时候，他俩下乡去。于是，汉斯·赖特尔有一两个星期独居地下室的机会。在科隆最初的日子，他干活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后来，在一个招待英美大兵的酒吧找到了看门的工作。这些大兵肯给数额不少的小费。有时，汉斯就在下班以后为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小区找房子，或者介绍姑娘，或者帮助他们跟从事黑市交易的人们建立联系。这样，就在科隆留了下来。
白天，他写东西，看书。写东西容易，一个本子，一支笔，就够了。看书有些困难，因为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开放。寥寥的几家书店（多数是流动的），书价高耸入云。尽管如此，汉斯·赖特尔仍然读书。不仅汉斯如此，他周围的人都在读书。好像德国人只对读书和吃饭有兴趣，这当然是假象。不过，有时，特别是在科隆，这现象似乎是真的。
汉斯发现，与此相反的是，对性爱的兴趣早就下降了很多，好像战争已经消灭了男人的睾丸激素、女人外激素、男女的性欲；好像没人愿意做爱了。按照汉斯·赖特尔的看法，只有妓女在性交，因为这是她们的职业；还有某些怀着占有力上街的女人，但就算是这种女人，欲望也掩盖着别样的东西：一座整洁的剧场、一个冷冻的屠宰厂、一条冷清的街道和一家电影院。汉斯看到的女人都像是刚刚从一场恐怖噩梦中醒来的女孩。
一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正在管道工大街酒吧门口值班的时候，从暗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呼喊他的名字。汉斯·赖特尔四处张望，没有看见什么人，心里想大概是妓女。她们有时难以理解地炫耀怪异的情绪。但是，等那声音再次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听出来那声音不属于任何一个经常光顾酒吧的女子。于是，他喊了一声：你要干什么？
那声音说：“就是问候问候你。”
接着，他看见了一个人影，立刻飞奔过去，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把她拉到亮处来。喊他名字的女孩很年轻。汉斯问她要干什么，女孩回答说：我是你未婚妻啊，让人伤心的是你竟然不认识我了。
她说：“我一定很丑吧。可如果你算是德国兵的话，那就应该尽量装做没看出来。”
汉斯·赖特尔仔细认真地看看她，可无论多么努力，就是想不起她是谁了。
女孩说：“遗忘症跟战争有很大关系啊。”
又说：“遗忘症就是你失忆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无论你的还是未婚妻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又说：“还有一种选择性遗忘症，就是你什么都记得，或者以为什么都记得，但只是忘记了一件事，你一生中惟一重要的事情。”
汉斯听她这样说话，心里想：我认识这丫头。可是，他回想不起来认识她的地点和环境了。于是，他决定急事缓办，便问她：愿意不愿意喝点什么？女孩看看酒吧的大门，稍稍思忖一下，表示同意。二人在靠近入口通道的一张桌子前坐下。为二人服务的女子问汉斯：这小雏鸡是谁？
汉斯·赖特尔说：“我未婚妻。”
女孩冲女服务员一笑，点点头。
女服务员说：“是个可爱的女孩。”
女孩说：“还特别爱干活哪。”
女服务员嘴角动动，意思是说：是个积极的女孩。后来，说了一句：走着瞧吧。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汉斯·赖特尔竖起黑皮夹克的领子，回到门口去了；因为到了开始上客人的时间。那女孩仍然留在桌旁，偶尔看上一眼手中的书，大部分时间是望着走进酒吧的男男女女。片刻后，刚才给她送来茶水的女服务员，揪住她一个胳膊，借口这张桌子需要给别的客人使用，把她拉到大街上去了。女孩很友好地跟女服务员说“再见”，后者没理睬。那时，汉斯正在跟两个美国兵说话。女孩不愿意凑过去，宁可到街道另一边去，在一家住户的门廊下坐着。有好大工夫，她注视着酒吧门口进出的动静。
汉斯在干活的同时，时不时地斜视一眼对面门廊下的情况。有时，他觉得从那黑暗的门廊下有双发亮的猫眼在看他。等客人少了以后，他过去，进了门廊，想叫她，可是发觉自己不知道她的名字。点燃一根火柴，他看见她在角落里睡着了。趁着火柴燃烧的时候，汉斯跪着观察她的睡相。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想起她是谁了。
女孩醒来时，汉斯还在她身边。可是，门廊换成了一间带点女性气味的房间，墙壁上贴着艺术家们的照片，斗橱里收集了洋娃娃和长毛熊。但是，地面上则堆积着威士忌箱子和葡萄酒瓶。一床绿色的被子一直盖到她脖子下面。有人脱掉了她的鞋子。真舒服，她又闭上了眼睛。可这时她听见了汉斯说话的声音：你就是住在胡戈·哈尔德那老楼里的女孩。她没睁开眼睛，但是点点头。
汉斯·赖特尔说：“你的名字，我不记得了。”
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汉斯，说道：
“你的记忆力真差劲。我叫英格博格·鲍尔。”
“英格博格·鲍尔。”汉斯·赖特尔重复了一遍，好像这个名字里寄托着命运的安排。
后来，她又睡着了，等醒来时，房间里没有汉斯·赖特尔了。
那天上午，汉斯跟英格博格·鲍尔在这座被破坏的城市里散步的时候，她告诉他，眼下她跟几个陌生人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楼里。她父亲在一次轰炸里死了。她母亲和几个姐妹在俄国人包围柏林之前逃出了那座城市。她们在乡下一个舅舅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乡下的生活跟她们原来想像的相反，没有食物，几个姑娘经常被舅舅和表兄强奸。据英格博格·鲍尔说，森林里到处是土坑，村里人常常抢劫、强奸和杀害城里来的人，然后埋进土坑里。
汉斯·赖特尔问她：“你被强奸过吗？”
没有，她没有被强奸过。但是，一个想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希望像个英雄一样死去的表弟，刚刚十三岁就强奸了她的一个小妹妹。于是，母亲决定继续逃亡。她们向黑森州韦斯特林山旁边的一座小城市走去。那是母亲的老家。英格博格·鲍尔告诉汉斯·赖特尔，那里的生活很枯燥，但是生活方式很奇怪，因为城里的居民活得好像没有战争一样，而实际上有许多人参军上了前线，就是城市本身也遭受过三次飞机轰炸，不是毁灭性的，但毕竟是轰炸。母亲在一家啤酒厂找到了工作。几个女儿做临时工，有时在办公室帮忙，有时在车间里顶替休假的工人，有时当勤杂工；最小的女儿还能有时间上学。
虽然天天忙碌，可生活是乏味的，等到和平一来，英格博格·鲍尔实在忍受不住了，一天早晨，母亲和她姐妹都在外面的时候，她跑到科隆来了。
她对汉斯说：“那个时候我就坚信在这里一定会找到你，或者找到很像你的人。”
这就是自从汉斯去找胡戈·哈尔德，为了跟她要地址，二人在公园里接吻，她还讲了阿兹特克人的故事之后，二人分手到现在她大体上发生的事情。汉斯很快就发觉英格博格·鲍尔有精神病，就算见到她时，她没发病，他还是意识到她有病，要不然就纯粹是饥饿闹的。
他带她去地下室居住。可是，英格博格·鲍尔咳嗽得厉害，肺部情况好像不好，汉斯就又找了一个新住处。那是一座破楼的阁楼。没有电梯，有一段楼梯，不安全，台阶一踩上去就下陷，还不算建材上的破洞，破洞的下面仍然可以看到或者猜到是炸弹的碎片。但是，他和她住在那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英格博格只有四十九公斤重，汉斯虽然高大，但是骨瘦如柴，楼梯绝对承受得住二人的体重。但别的住户可没这么走运。有个勃兰登堡来的小个子，为人和蔼可亲，替占领军工作，就从二楼和三楼之间的破洞里摔下去了，结果颈骨断裂。那勃兰登堡人一见到英格博格就关心备至地热情问候，还每次一定把他纽扣眼上的花朵送给她。
每到晚上去工作前，汉斯总要检查一遍，看看英格博格是不是缺少什么，免得她得拿着一支蜡烛下楼；但是，汉斯心里明白英格博格缺少的东西太多了（他也一样），让他觉得需要处处采取措施，但真的采取措施时，又完全没有用处。起初，二人的关系里没有性的成分。英格博格的身体非常虚弱，她惟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聊天；如果一人独处，她就看书，蜡烛是不缺少的。汉斯偶尔跟酒吧里干活的女孩性交。但不是什么特别热烈的欢会，而是相反。他和她们做爱就跟聊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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