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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让她感到奇怪，她问那位德国朋友：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德国作家却带着意大利的姓氏，而且带着一个“冯”的贵族头衔在前面！那位朋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说，可能是笔名吧。为了奇上加奇，他还补充说，在德国，男人名字用元音字母结尾也不寻常。女性名字是有的，但男性的确没有。那部长篇小说就是《女盲人》，她喜欢，但是还没到立刻跑到书店去购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其他作品的程度。

五个月后，丽兹·诺顿已经回到英国，收到了那位德国朋友寄来的礼物。她一下子就猜中了是阿琴波尔迪别的长篇小说。她读了，很喜欢，在学院图书馆寻找这位有意大利姓氏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她找到了两部：一部是在柏林读过的《女盲人》；另外一部是《比特丘司》。读完《比特丘司》之后，她真的跑出门去了。在方格庭院里，天上在下雨，方形的天空像机器人苦笑的脸，或者像按照我们人类模样制造的上帝；在公园的草坪上，雨丝斜斜地落下，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意味着雨丝斜斜地通天啊，随后斜线（雨滴）变成了圆圈（雨滴），被长着绿草的土地吞噬；绿草和土地似乎在说话，不，不是说话，而是争论，它们难懂的话语像是晶体化的蜘蛛网，或者像是晶体化的小小呕吐物，像是几乎听不见的吱吱声，好像那天下午丽兹喝的不是茶，而是仙人掌汁。

但真实情况是，丽兹仅仅喝了一杯茶，她感到不知所措，仿佛有声音在耳边重复一句话、可怕的话，随着她离开学院越远，雨丝打湿她灰色裙子、细腿和漂亮的脚踝和不多的地方，那句话变得越来越模糊，之所以打湿的地方不多，因为丽兹跑向公园之前并没有忘记拿雨伞。

第一次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相见，是在1994年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此前，让－克劳德和莫里尼在1989年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相识，那时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于弥留之际；后来二人再次相会是在同年12月在德国曼海姆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那真是一次灾难，旅馆糟糕，饮食糟糕，组织工作糟糕）。1990年在瑞士苏黎士举行的现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莫里尼与曼努埃尔邂逅相识。曼努埃尔再度见到让－克劳德是在20世纪欧洲文学总结会上，是1991年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让－克劳德提交的论文是《海涅与阿琴波尔迪：趋同之路》；曼努埃尔提交的是《恩斯特·荣格尔与阿琴波尔迪：趋异之路》，可以说仅一字之差），从那以后，二人不仅从专业杂志上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而且成为朋友，或者说二人之间萌生了友情。1992年，在德国奥格斯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再次相遇。三人都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早在几个月之前，人们就在谈论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本人打算出席这次盛会，除去以往的德语文化研究学者，还有一大批德国作家和诗人要与会。但是，到了开会前两天，大会收到为阿琴波尔迪出书的汉堡出版社发来的电报，为阿琴波尔迪不能出席会议而致歉。后来，会议开得很糟糕。按照让－克劳德的看法，会议惟一有意思的是一位柏林老教授的报告，是关于阿尔诺·施密特［7］的创作的，其他有意思的就不多了。曼努埃尔赞成这个看法。莫里尼也赞成，但不起劲。

会下，三人空闲的时间很多，于是，遵照让－克劳德的意见，准备把奥格斯堡有趣的所有小地方都逛上一遍。曼努埃尔也认为这座城市太小。莫里尼觉得稍微有点小，总而言之，就是小啦。莫里尼的轮椅时而由让－克劳德推着，时而由曼努埃尔接替。那时，这位意大利朋友的健康不大好，或者说健康的地方很少吧。因此，两位同行和伙伴认为来点新鲜空气对莫里尼一定不坏，总不会完全相反吧。

1992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又一次德国文学大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参加了会议。莫里尼也收到了邀请函，但是那几天的健康状况比往常差，为此，医生们劝阻他不要出门旅行，哪怕是短途的，等等。大会开得不赖。虽然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却找到了一个空当，在加朗特大街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地点是圣－儒略－勒－波维莱附近。除去谈各自的论文和爱好，两人在吃饭后点心时，揣测了那位忧郁的意大利朋友的健康状况，健康糟糕，身体虚弱，状况恶劣，但是并没影响他动笔写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著，据说，在电话那头，意大利人告诉让－克劳德（他不知对方是严肃还是认真），那专著可能是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大作、是今后在较长时间内在阿琴波尔迪创作（这条黑巨鲨）身边游泳的领头鱼。两人尊重莫里尼的研究，但是让－克劳德的话语（声音好像出自一座旧城堡内部，或者是旧城堡墓穴的渣土上），在加朗特大街安静的餐厅里听起来像是某种威胁，于是他们提前结束了聚会——本来开始的气氛是彬彬有礼和心满意足的。

此事丝毫没有恶化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与莫里尼之间的关系。三人在1993年于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德语文学大会上见面了。三人都在柏林《文学研究》杂志第46期阿琴波尔迪创作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文章。三人与这家柏林杂志的合作并非首次。在第44期上，有一篇曼努埃尔的文章，是关于阿琴波尔迪和乌纳穆诺［8］作品中的上帝思想。在第38期上，莫里尼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德国文学教育现状的文章。在第37期上，让－克劳德发表了一篇关于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作家在法国和欧洲的展望的报告，顺便说一下，它引起了几个人的抗议，甚至出言不逊。

但是，第46期却对我们很重要，不仅在研究阿琴波尔迪问题形成的对立两派立此存照（一派由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组成，另一派由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组成），而且还因为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丽兹·诺顿的一篇文章；让－克劳德认为这篇文章精彩之极，曼努埃尔认为说理充分，莫里尼认为非常有趣；此外，在三人并未要求的情况下，她坚决支持三人的学术观点，多次引用三人的文章，表明她非常熟悉三人在专业杂志或者出版社出版的文章和专著。

让－克劳德本想给她写信，但是最终也没写。曼努埃尔打电话给让－克劳德，问他与她联系有无不妥。二人拿不定主意，决定问莫里尼。莫里尼什么也不说。关于丽兹，三人仅仅知道她在伦敦一所大学开授德国文学课。不像三人，她不是教授。

在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德国文学大会，开得激动人心。出乎德国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意料，让－克劳德在曼努埃尔和莫里尼支持下，像拿破仑在德国耶拿一样，突然发起进攻，很快在不来梅的咖啡馆和酒馆里把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打得丢盔卸甲、旗帜倒地。参加会议的这三位年轻德国教授，起初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对问题有保留，还是决定支持让－克劳德和他的朋友。听众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从哥廷根坐火车或者乘家庭旅行车来旅游的大学生，他们也支持让－克劳德热情和碑文式的阐释，无条件地热情赞成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之辩护的这种看法：对最后的狂欢节（或者倒数第一个狂欢节）的诠释应该从古希腊酒神节、欢乐的角度出发。两天后，施瓦茨和他的亲信开始反击了。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海因里希·伯尔［9］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责任。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乌韦·约翰逊［10］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苦难。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君特·格拉斯［11］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谈到了公民承诺。博希迈尔甚至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2］对立起来。他还说到了幽默。这让莫里尼觉得此人真是“无耻之尤”。于是，神助般地丽兹·诺顿登场了。她像德赛［13］，又像拉纳［14］一样，一个说着一口地道德语的金发女战士挫败了对方的反攻；她说话飞快，论述了格里默斯豪森［15］，格吕菲乌斯［16］等等作家，甚至谈到了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斯·冯·霍尔海姆［17］，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帕拉塞尔苏斯医生。

当天夜里，四人在一起共进晚餐，地点在河边的一家又窄又长的酒馆里，街道两侧是商业行会的旧楼，其中有些建筑像是纳粹统治时期丢弃的办公大楼。四人踩着湿漉漉的台阶走进酒馆。

丽兹·诺顿望着酒馆，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但是，聚会时间虽然很长，但很愉快；三位男士的态度一点也不傲慢，这让丽兹感到没有拘束。当然，她熟悉三人的大部分著作；但是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三人也了解她的一些论文。谈话分四个阶段展开：首先，四人笑了一通丽兹对博希迈尔的怒斥，笑了一通博希迈尔面对丽兹越来越猛烈的攻击火力的惊慌表现。接着，说到了将来的会议，尤其是即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举行的一次奇怪的大会，据说，将有五百多位教授、翻译家和德国文学专家参加。对此，莫里尼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是谣言。接着，四人谈到阿琴波尔迪及其生平，大家都知之甚少。四人，首先从让－克劳德开始，到莫里尼结束（平时最为少语，那天夜里特别多话），四人讲了许多趣闻和流言蜚语，把已知的模糊信息比较分析了十几次，如同把喜欢的影片来回放映一样，四人针对阿琴波尔迪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和落脚点的秘密进行了推测。最后一个阶段是，四人一面走在湿漉漉、光亮的街道上（的确光明不断，仿佛不来梅是架机器，时不时地总在放电），一面谈论自己。

四人都是独身，这让大家深受鼓舞。四人都单独生活，不过丽兹有时与一个喜欢冒险的哥哥分享伦敦的一个单元。她哥哥在一个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一年会有两次回到英国居住。四人都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但三位男士已经是博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各自教研室的领导，而丽兹刚刚准备做博士论文，不指望当大学教研室主任。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入睡前，没有回想大会上的争执，而是想他自己走在河边路上与丽兹同行的情景，曼努埃尔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与他和她并排走路；一面走，四人一面笑不来梅的小动物们，它们和谐地、纯真地骑在各自对象的脊背上，注视着四人，或者望着四人投在沥青路上的影子。

从那天起、从那个黑夜开始，没过一周的时间，四人就经常互通电话了，不考虑话费，不考虑通话的最佳时机。

有时是丽兹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向他打听莫里尼的情况，前一天她跟莫里尼通过话，发现他情绪低落。曼努埃尔立刻在当日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告诉让－克劳德：据丽兹说，莫里尼健康状况在恶化。让－克劳德立刻给莫里尼打电话，直言不讳地问这个意大利人：健康状况如何？二人一起大笑（因为莫里尼总是不认真谈这个话题），然后，交换研究工作中不重要的细节。随后，在通话和简单、可口的晚饭延长的愉快心情后，让－克劳德再给丽兹打电话，比如，在夜里十二点之后，他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丽兹：在可预期的时间里，莫里尼身体不错，正常，情绪稳定；丽兹以为的“情绪低落”是这位意大利人的自然状态，他对气候变化过敏（也许都灵天气不好，也许莫里尼那天夜里做了天晓得的什么噩梦）。于是，结束了一次通话循环，到了次日，或者两天后，又一次循环开始了：莫里尼打给曼努埃尔，没任何借口，就是问候，很简单，聊上几句，必不可少地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说说对气候的看法（好像莫里尼和曼努埃尔正在把某些英国式的对话习惯变成自己的习惯），互相推荐影片，冷静地评论一些新书，总之是比较令人生厌的电话聊天，或者说，不十分懒洋洋的谈话；但是，曼努埃尔以少见的热情在倾听，或者说假装热情，或者说友好地倾听，一句话，用有教养的态度在听，倾听莫里尼一大串话，好像那些话就是他的生命、活下去的生命；两天后，或者几小时后，曼努埃尔用差不多一样的话语打电话给丽兹；丽兹打电话给让－克劳德；让－克劳德打给莫里尼；然后，再次循环；几天后，这样的循环电话就变成了一种在阿琴波尔迪问题、文本、次文本和准文本能指和所指、高度专业方面的代码，变成了在《比特丘司》最后几页对身体和话语权的再次征服，而就此事而言，谈电影或者议论德语教研室的问题或者说说从早到晚各自城市上空飘过的云彩反正都是一样的。

四人再度相会是在1994年底于法国阿维尼翁举行的战后欧洲文学座谈会上。丽兹和莫里尼以观众身份与会，但旅费由各自大学报销；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作品重要性的论文。让－克劳德的论文集中研究阿琴波尔迪全部作品中的孤绝状态，研究这位德国作家全部作品似乎都有与德国传统决裂的点缀样子，而不是与某些欧洲传统决裂。曼努埃尔的论文（从来没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围绕着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遮盖的神秘面纱展开：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他的著作，无论在勒口还是扉页，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他的生平资料仅限于“德国作家，1920年出生于普鲁士”；他的住址是个秘密，虽然有一次他的出版人一时疏忽，对一位《镜报》女记者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收到了一部手稿，然而那些还活着的同代作家也没人见过他；没有任何用德语写的阿琴波尔迪生平介绍，尽管他的作品销售直线上升，无论在德国本土、欧洲其余国家，还是美国；美国喜欢失踪（或者百万富翁）作家的作品，喜欢失踪作家的传说，因此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大量流传，远远超出了各个大学的德语专业人群的范围，更是流布到大学内外，在广大喜欢口头或者视觉文学的城市里传播开来。

晚上，四人一起去吃晚饭，偶尔也有一两个德语老师陪同；这样的老师早就是熟人，通常吃完饭德语老师就早早回旅馆去了，或者待到聚会结束，但始终处于谨慎的次要地位，好像明白这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所组成的四角关系是不容渗透的，而且在这夜晚时刻很容易变得强烈排外。最后，总是剩下四人走在阿维尼翁的街道上，怀着与此前走在不来梅脏兮兮的公务员大街上同样满不在乎的幸福感，就像他们能一直走向未来等着他们走去的众多道路。丽兹推着莫里尼，左边走着让－克劳德，右边走着曼努埃尔；或者让－克劳德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曼努埃尔走在左边，而丽兹走在三人的前面，但倒退着走，一面满怀她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地笑着，保持一副灿烂的笑容，三位男士马上效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愿意不笑而是欣赏她；或者四人站成一排停在一条古河（意思就是不再桀骜不逊）的围墙外，述说着他们对德语文化不断的痴迷追求，一面运用和品味着别人的聪明智慧，间或沉默好大工夫，连细雨也不能改变。

1994年底，让－克劳德从阿维尼翁回到巴黎的住所，放下行李，打开单元门，进去，关门，喝了一杯威士忌，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老景色：布列特乌小广场一角，远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他脱下西装，把酒杯放到厨房，听听电话上的留言，感到有些困倦，眼皮沉重，但是没上床睡觉，而是脱光衣服淋浴，随后揭开电脑上长及脚踝的白色布罩，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想念丽兹·诺顿，才明白可以献出一切去换取与她共处的片刻时光，不单单说话，而且上床，对她说我爱你，还要听她亲口说我也爱你。

曼努埃尔也有相似的同感，与让－克劳德仅有两处些微区别。一处是，他没等回到马德里单元房就感觉有必要与丽兹在一起。早在飞机上他就明白丽兹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是他开始为之痛苦的女人。第二处是，在他乘坐时速约七百公里的飞机飞往西班牙的航线上，他脑海里也飞快地回顾了丽兹美妙的身影，有一些性爱场面，不多，但比让－克劳德想像的多一点。

莫里尼则相反，他乘坐火车，从阿维尼翁到都灵，利用旅途中的时间阅读《宣言报》的文化副刊；后来一觉睡到两位查票员通知他已经到站并且帮助他把轮椅放到站台上。

至于丽兹脑袋里想些什么，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仍然披着以往的外衣，让友谊不改色，服从命运更大的安排，虽然这意味着个人欲望要置于次要地位了。

1995年四人相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与在同一座大楼（不同房间）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