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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逍遥王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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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原因
第一、隋朝政治制度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而隋炀帝暴政、奢侈腐化、奴役百姓、穷兵黩武，破坏社会生产，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了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广大农民对封建统治稳定的重要性，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第二、因为上述因素，唐太宗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治国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措施和不懈的实践去实现。首先，唐太宗认识到了统治者与人民是“舟与水”的关系，通过土地赋税制度的调整以“安百姓”。二是认识到了重用人才，虚怀纳谏的意义，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三是加强政治，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以巩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
注意：用人和纳谏，既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又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
在李世民统治其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
６３０年，击败东突厥，被突厥各部尊为“天可汗”。６４１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公元６４９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６４９年７月病死于长安含风殿。葬于今陕西礼泉东北５０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
唐太宗善于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魏征直谏２００多次直陈他的过失。
唐太宗还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为后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死后更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与后来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２３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２０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３０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２００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５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２９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之治（二）】………
二、开放国境
由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变得支离破碎。到了隋朝时中国已经几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而唐帝国尤其是贞观时期的唐朝更是当时世界唯一的文明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各地民商来往不断，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朝的各国人，大多数以成为大唐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时期的唐王朝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完全开放的王朝，比汉朝的仅限于贸易和传教还要开放，以至于各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来到唐朝一睹唐帝国的的风采，唐朝政府还在设立流所（和现在的使馆差不多），颇为开放边境和关口。极尽吸收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
三、政治清平
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只要是有“官”的地方就避免不了贪污。当从英美等国归来的留学生向他们的亲朋好友陈述这些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没有几个人不认为他是在胡说八道。其实，贪污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地球上就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不仅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等现代化强国，就连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加坡也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一年的贪污额一般不会超过此人一年的薪水），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连续作案三年以上的少之又少），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政治，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四、分权制度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有点象他的学生）。
五、商业发达
中国封建王朝历来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明君无肖子 太子李承乾】………
一代明君唐太宗十分重视培养太子，然而事与愿违，他初立的太子并非理想的储君。到贞观晚年，废立太子成了唐太宗政治生涯中最烦心的一件事。
荒唐太子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626）十月，太宗刚刚即位，便将年仅8岁的李承乾立为太子。幼年的李承乾聪明伶俐，太宗对他很是喜欢，并选择德高望重的大臣做他的老师，严格教导。一开始，李承乾积极上进，能识大体，颇得太宗和朝廷大臣的好评。太宗不在京城时，常常让他代理政事。但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养尊处优，喜好声色，慢慢地，沾染了不少坏习惯，生活日益荒唐颓废。
据史书记载，太子李承乾曾让人铸造了一个近两米高的铜炉和一口巨大无比的锅，雇用逃亡的政府奴隶偷盗老百姓的牲畜。李承乾亲自把那些偷来的牲畜放在大锅里煮，然后跟他的手下分着吃。李承乾喜欢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他还特别挑选面貌像突厥的侍从，每五人组成一个部落，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到草地上牧羊。有时还玩“假死”的游戏。他对自已的手下说：“假设我是可汗，现在死了，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办丧事。”然后像死人一样躺到地上，大家一起放声大哭，骑到马上，环绕着“尸体”奔走，并依照突厥风俗，用刀割破自己的脸。李承乾对这种游戏乐此不疲，还说：“有朝一日我统治帝国，一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甘肃省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汉人束发），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如果他给我一个将军当，我一定不会比别人干得差。”
李承乾所说的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的酋长。李承乾身为大唐王朝储君，竟然公开表示要在得天下之后去做突厥酋长的部下。即使这番话纯属戏言，也可以说讲得过于离谱，至少不合储君的特殊身份，不能不引起太宗的恼怒。
李承乾跟叔父李元昌关系很好，常常一起出去游玩。有时李承乾把左右侍从官员及卫士分作两队，二人各率一队，大家身披毛毡缝制的铠甲，手拿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枪刺刀砍，把流血受伤当作娱乐。有不听从命令的，就把他绑在树上毒打一阵，不少卫士因此而丧命。李承乾常常叫嚣：“要是我当了皇帝，就在御花园设一个万人营，跟汉王（李元昌）分别指挥，观赏士兵肉搏战斗，岂不快乐！”又说：“我当皇帝，一定要尽情享受所有乐趣，有人规劝，立即诛杀，杀了数百人之后，那些进谏的人就不敢再说话了。”
李承乾的言行，不仅荒谬，而且与太宗的想法与期望背道而驰。李氏家族虽然以武力得天下，但是，逆取而以顺守之，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此中道理，太宗自然十分清楚。所以，执政以来，他偃武修文、制礼作乐、尊贤重士、修养百姓。而李承乾对太宗的举措似乎并没有什么了解，他对此不感兴趣，喜好的依然是胡人风俗与战阵斯杀。
很有意思的是，李承乾还养成了制造假象愚弄朝臣的坏习惯。他常常在太子宫官属面前谈论忠孝道理，谈到深刻之处，甚至泪流满面；可是一回到宫里，就跟一群卑劣的小人物混在一起，好色猥亵，无所不为。如果有大臣打算规劝，李承乾知道他的来意，总是表示非常感激，亲自迎接叩头，非常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劝谏者自然无话可说。寝宫之内的秘密，外人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的大臣相当看好李承乾，一致认为他是一位贤能的储君。李承乾的“饰非”习惯，最终坑害了他的政治前途。
与父失和李承乾伪造的假象，没有逃出太宗的眼睛。太宗发现李承乾的劣习后，最初并没有打算放弃他，认为李承乾年轻，可塑性较大，只要有名师指点，应该能把他培养成一个好的皇太子。贞观七年，唐太宗为李承乾物色了一位名师——以向皇帝直言而闻名朝野的中书侍郎杜正伦，与协助太子的另一位老师于志宁共同教导辅佐太子。在杜正伦走马上任时，太宗千叮万嘱：“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身处地为李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矣。
这时，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觐见太宗，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机会，卑劣小人更是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侈纵日甚”的浪荡歪道。于志宁、杜正伦的直谏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唐太宗陆续聘任朝廷中的重要大臣作为太子李承乾的老师，不仅仅在于向李承乾传授学识才略，更重要的是希望借助于股肱大臣们的名望地位，形成一个以李承乾为核心的班底，为皇位继承打下基础。
可惜，李承乾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机会增长自己的才干，树立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他曾经试图与这些元老重臣建立亲密的关系，例如李纲为太子少师时，患脚疾，不能穿鞋走路，李承乾命卫士将他抬到殿内，“亲拜之，访以得失，大见祟重”。但是，随着李承乾纨绔习气的发展，他与老师们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老师们的直言规谏让他觉得不舒服，老师们的背后告状更是让他恼恨不已，发展到后来，李承乾甚至派刺客去暗杀自己的老师。李承乾的老师于志宁如果不是居丧守节，使刺客动了恻隐之心，恐怕早已命归黄泉。
李承乾平日宴游无度，甚至嬖爱一个名叫称心的太常乐童。称心年十余岁，姿容美丽，能歌善舞，李承乾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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