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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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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以来罗马天主教对黑手党持包容态度的结果。牧师常常把这些通过杀人来获取权力的人看作是与其他人一样的罪人。他们忽视了黑手党的恶劣影响，因为黑手党表面上与教会遵奉一样的价值观，例如：服从、谦卑、传统和家庭等。他们还接受来自不义之财的捐赠，用于宗教游行和慈善。他们也满足于看到黑手党家族伪装成宗教团体，并把慈善基金的管理权委托给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显要人物。一些教会的人甚至还当过杀手。有关教堂和黑手党之间关系的故事充满了这样的插曲。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黑手党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只不过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小分支。黑手党的宗教和教堂这种机构一点关系也没有。黑手党宗教的秘密在于它和荣誉准则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它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事物罢了。黑手党的宗教在成员中间产生了归属感、信任感，并通过向天主教教义借取词汇创立了一套灵活的规则，这和黑手党成立初期借用贵族们还在使用的骑士用语来制订荣誉准则的做法如出一辙。
与黑手党的荣誉一样，黑手党的宗教帮助黑手党党徒们向自己、向别人，也向家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黑手党分子喜欢想象他们是以高于金钱和权力之上的事物的名义杀人，他们常用的两个词就是“荣誉”和“上帝”。事实上，黑手党分子和他们家族宣称的宗教与黑手党荣誉所涉及的道德领域在许多其他方面极其相似。你很难区分诚恳的信仰（假设是误入歧途的话）与恶意的欺诈之间的界限。要弄清楚黑手党分子的思维模式，就要明白在他们每个人心中，荣誉准则与蓄意欺诈、无情残暴早已混为一体。
因此，“荣誉”被解释为一种专业价值、一种价值体系，被一个自认为超然于善恶之外的组织作为群体身份认证的图腾。就这点而论，它和西西里传统、骑士气质或天主教毫无关联。不管它是以宗教术语表述出来还是冒充贵族的口吻将之称为“荣誉”，这种准则的目的就是确保黑手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事业”的利益。
当准则有效运作时，它会带来集体自豪感。卡塔尼亚黑手党分子安东尼·卡尔德龙曾经说过：“我们是黑手党，其他人只是普通人。”当他说这句话时，他道出了所有黑手党成员的心声。正因如此，一个没有荣誉的黑手党成员什么也不是，他只有死路一条。对黑手党成员来说，在内讧的残杀中被打败与失去荣誉几乎是一码事。
这也难怪，对一些黑手党分子来说，决定违反荣誉准则而作证检举同谋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意味着抛弃一种身份，与盟友决裂并割断与他们结成的家族纽带，意味着寻找一种方式与建立在杀戮之上的人生达成妥协；这无疑意味着对自己宣判死刑。乔瓦尼·布鲁斯卡说，出庭作证比杀人更需要勇气。
尼诺·乔是卡帕奇爆炸事件中催促布鲁斯卡赶快动手并使其按下爆炸按钮的黑手党分子，1993年夏被逮捕并被隔离监禁。之后，乔慢慢开始感觉到多年来生活在“我们的事业”规则阴影下所积攒下来的压力。他知道自己的一些谈话被警方窃听了，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泄露了一些对其他黑手党成员极为不利的证据。他在无意间违反了“我们的事业”所奉行的最为神圣的原则。他察觉到住在监狱同一侧的其他黑手党分子对他的疑心也越来越重。从他的外表可以看得出来，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胡子拉碴，衣服脏了也不换洗。“君子”就是在狱中也要举止得体，维持自己的尊严，所以他的不修边幅只会让他周围的人更加担心他会扛不住，向政府指证。然而，1993年7月28日，他在监狱里用网球鞋鞋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尽管黑手党自杀的例子并不多见，但乔的自杀字条足以说明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荣誉准则意味着什么：
今晚我将重拾17年前（加入“我们的事业”之时）所失去的平静祥和。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在我提笔写下这段话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恶魔……在我离开之前，我想请求母亲和上帝的原谅，因为他们的爱是没有限度的。除了他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永远不会原谅我。
描述“我们的事业”内部生活的这幅画面所引发的历史问题很简单：“情况一直是这样吗？”答案同样简单，没有人敢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可能不断会有告密者向警察招供，但是当他们招供的时候，他们讲述的通常是具体的犯罪细节而不是身为黑手党分子的感觉。但是证据确实表明有种类似于荣誉准则的东西始终存在着。毕竟，如果这种东西不存在的话，黑手党也不会生存这么久；事实上，它甚至本可以没有出现的必要。
正文
第一章 黑手党的起源1860…1876
西西里岛的两种颜色
巴勒莫在1860年6月7日成为一座意大利城市。按照当时签订的停火协议，两路败军纵队从东侧蜿蜒前行，后又绕回来在墙外等待运送他们回那不勒斯的船只。他们的撤退是19世纪最有名的军事业绩之一，是一个震惊整个欧洲的爱国英雄主义壮举。在此之前，西西里作为统治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波旁王朝的一部分，与那不勒斯分属不同的管辖。1860年5月，朱塞佩，加里波第和大约1000名志愿者——有名的“红衫军”——占领了西西里岛，以便使其纳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在加里波第的领导下，这支非正规但狂热的部队迷惑并打败了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军队。三天激烈的巷战之后，巴勒奠被攻下，在此期间波旁海军对该城实施了炮轰。
巴勒莫解放后，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队伍——此时他的队伍数量剧增，组成了一个合法的军队——向东开往意大利大陆。9月6日，这位英雄来到那不勒斯，受到欢呼人群的热烈欢迎。10月份，他把征服的地区移交给了意大利国王。他拒不接受奖赏，只带了斗篷、一些必需品和准备撒在花园里的种子，回他的卡普雷拉老家去。很快就举行了公民投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正式并入意大利国家，是加里波第促成了意大利的统一。
甚至当代人也认为加里波第的成就是一种“英雄壮举”并且“富有传奇色彩”。但这种成就很快变得看起来像梦一样虚幻，后来证明西西里与意大利王国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地饱受折磨、如此地暴力血腥。这个多山的小岛向来被誉为引发革命的火药桶。加里波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征战引发了另一场起义，波旁政权在起义面前迅速垮台。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1860年的叛乱只不过是麻烦的开始。把240万西西里人划归一个新的国家，随之而来的便是阴谋、抢劫、谋杀和报仇的泛滥。
国王的大臣们大都来自意大利北部，他们希望在上层西西里居民中寻找管理政府的合作者，找到与他们身世背景相似的人。思想保守的大地主，具备良好的管理才能并渴望经济有序发展。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种乱糟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半犯罪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共和国革命者，怀念旧的波旁政权或渴望西西里自治的贵族和教士，为了和对手争权夺势而进行杀戮或绑架的当地政客。统一后，推行征兵制，这种制度以前在西西里岛从未听说过，大批愤怒的人民抵抗、反对实行征兵制。许多西西里人似乎还觉得这场爱国革命赋予了他们不交税的权利。
看到政府傲慢地拒绝赋予他们参政的权力——他们需要权力来解决岛上的一些问题——把政治野心投入到这场爱国革命中的西西里人对此极为愤慨。1862年，加里波第对新的意大利政府失望之极，他重出江湖，以西西里为根据地，再一次发动了对大陆的入侵。他的目标是征服罗马，当时罗马还在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但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山区被一支意大利军队堵截，脚上还中弹受伤（罗马直到1870年才成为意大利首都）。
意大利政府对加里波第的再次入侵引起的危机采取的反应是在西西里宣布戒严令。他们这样的做法为以后开创了先例。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找到支持力量以平息这场政治风波，政府不断尝试用军事办法解决问题：机动纵队、包围全城、大规模逮捕、不经审讯监禁。但是，情况并未好转。1866年，巴勒莫爆发另一起叛乱，在某些方面与推翻波旁王朝的那次叛乱十分相似。与1860年加里波第发动袭击时一样，革命队伍从周围的小山往下突袭城市。有谣言说，叛乱者食人肉、饮人血。作为回应，政府再次实行戒严令。1866年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经过了十多年动乱和镇压之后，西西里才融人到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来。1876年，岛上的政客第一次加入了在罗马成立的联盟政府。
与1860年至1876年之间的斗争冲突不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西里岛上的壮丽景色，岛上的景色给那些在意大利统一之后来到岛上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勒莫异常美丽的环境没办法不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来。第一次从海边来到巴勒莫的一位加里波第的拥护者说，巴勒莫就像是为了满足孩子诗意般的想象而建造的一座城市。城墙的四周栽种着郁郁葱葱的橄榄树林和柠檬树林，后面则群山环绕。它的布局也同样很简单：巴勒莫有两条笔直、相交的主干道，两条主干道相交于四角广场〔※位于马克达街和埃玛努埃尔街的十字路口，是老城的中心。〕——一座修建于17世纪的广场。四角广场的每个角落的建筑物上都装饰有精致的露台、飞檐、壁龛等，象征着城市的四个地区。
尽管波旁王朝的轰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勒莫还是有无数旅游景点供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参观。其中，最著名的景点要数它的海滨。绵绵夏日，一天的酷热散去之后，上流社会的巴勒莫人乘着月色，坐着马车，沿着玛瑞娜海滩前行，周围弥漫着花树的香气。他们散步乘凉，一边听着城市乐队演奏着喜爱的歌剧音乐，一边品尝着冰激凌和冰糕。
海滩远处，从大道上分岔出来一条条狭窄、曲折的小巷。小巷里，贵族宫殿与集市、手工作坊、茅舍以及不少于194间的教堂争夺空间。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来到此地参观的游客往往会被街上数量众多的修道士和修女所震惊。巴勒莫犹如一个石刻拓本，记载着数百年前的文化。和岛上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无数侵略者留下的纪念碑。因为从古希腊开始，几乎每个地中海势力，从罗马到法国波旁王朝，都把西西里据为已有。在很多人看来，整座岛似乎就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展览橱窗，这里有：希腊剧院和神殿、罗马风格的别墅、阿拉伯清真寺和园林、诺曼风格的教堂、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以及巴洛克式教堂等等，美不胜收。
西西里岛被想象成了两种颜色：金黄色和深绿色。西西里岛曾是古罗马的粮仓，之后的几百年里，生长在辽阔庄园里的小麦将内陆雄伟的高地染成金黄色。岛上另一种颜色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9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了西西里岛，带来了新的灌溉技术，并引进种植了柑橘树，这些果树给北部和东部海岸抹上了浓浓的深绿色。
正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意大利王国的统治阶级首次听到了关于西西里黑手党的议论。由于对之没有清晰的概念，首先研究这个问题的人猜测，这是古代、中世纪的残余物，是几个世纪来外国暴政导致该岛处于落后状态从而形成的症状。相应地，他们的第一直觉是到古老的原始的粮食产区，即内陆高地的那片金黄色土地中去探寻其根源。尽管西西里内陆有种孤寂的美，但是它是意大利想要抛弃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大片耕地上，成群饥饿的农奴在劳作，他们受尽残忍老板的剥削。许多意大利人希望并相信黑手党是这种落后、贫穷所造成的症状，他们相信只要西西里岛从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赶上时代的步伐，黑手党就必然会消失。一位乐观主义者甚至断言，黑手党将随着“机车的汽笛声”而消失。这种认为黑手党非常古老的看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因为很多黑手党分子不断在推广这种观点。多玛索·布西达也认为黑手党是在中世纪为了反抗法国侵略者而建立的。
但是黑手党并不起源于古代。它大概开始于四面受困的意大利政府官员首次听到关于黑手党的议论的那个时候。黑手党和新意大利国家同时诞生。实际上，“黑手党”一词出现并得到广泛流行的方式非常奇怪，特别是发现这个名字的意大利政府同时居然在对享有此名的组织的扶植培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大概是由于黑手党本身狡猾奸诈的缘故吧，它的起源也并不只有一个故事，而是许多故事交织在一起。要解开这些叙事线索，并把它们放在随后的章节中一一展开需要在时间安排上有点技巧；也就是说要不断穿梭于1860年至1876年这个动乱时期，还要简要地回顾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的历史。同时还要意味着借用故事人物的证词，这些人参与或是见证了黑手党的创立。
最好不要以“黑手党”一词作为故事的开始——原因将会变得很明显——而是先讲讲早期黑手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事情的发生地点。既然黑手党不是起源于古代，那么内陆那片金黄色的地区就不应该是它的发祥地。黑手党开始出现的地方，现在依然是它的心脏地带。黑手党出现在西西里岛上财富集中的地方，出现在那片狭长的深绿色海岸。现代资本主义出口贸易正是以栽种在巴勒莫郊外的柑橘园和柠檬园为基础不断地发展壮大。
格拉蒂医生和他的柠檬园
在柑橘种植业的迅猛发展期，黑手党的手法得到了改进。柠檬在18世纪后期首次被当作出口作物。之后19世纪中期那段很长的柑橘种植业的繁荣期使西西里岛边缘的颜色更加深绿。英国人的两种生活习惯促进了这种繁荣。从1795年开始，皇家海军就让船员用柠檬来治疗坏血病。另一种柑橘类水果——佛手柑的油也被小规模地提取用来给伯爵茶调味。柑橘的商业化生产则始于19世纪40年代。
在西西里内陆山区几乎还对此一无所知的时候，西西里的柑橘和柠檬已经船运到纽约和伦敦。1834年，柠檬出口量超过40万箱。1850年，达到75万箱。19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出口到纽约的意大利柑橘类水果惊人地高达250万箱之多，大部分都来自巴勒莫。1860年，也就是加里波第起义那一年，有人估计，西西里的柠檬园是欧洲最赚钱的农业用地，利润甚至超过了巴黎附近的果园。1876年，每公顷种植的柑橘水果所带来的利润是岛上其他用地平均利润的60倍。
19世纪的时候，柑橘果园已经发展成为需要高额初期投资的现代化商业。必须清除土地里的石块，并把土地开垦成梯田；必须修建仓库和道路；必须盖起围墙以挡风、防盗；必须挖灌溉渠道并安装水闸。即使是果树种上了，也要8年之后才会结果，而开始盈利则要在结果几年之后。
除了资金投入大之外，柠檬树还很脆弱。哪怕是短暂的供水问题都会导致极其严重的损失。不论是对果树还是对果实的恶意破坏都一直是地主必须面对的风险。正是这种脆弱和高利润的结合为黑手党收取保护费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尽管西西里的很多沿海地区以前就种植柠檬，但是黑手党直到最近才成为势不可挡的西部西西里现象。它出现在巴勒莫的周围地区。1861年，巴勒莫有将近20万的人口，是西西里岛西部的政治、法律和金融中心。流通在这里地产租赁业的货币比岛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巴勒莫是最大的零售和消费市场，它是主要港口。在这里，周围地区和远处的农地被买卖、租赁。巴勒莫还设定了政治日程。黑手党并非滋生于贫穷和孤立状态，而是滋生于权力和财富之中。
第一位被人们所知的黑手党的被迫害者的故事正是发生在巴勒莫郊外的柠檬园里，他详细地叙述了他的不幸遭遇。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加斯帕雷·格拉蒂。几乎人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他的勇气最为可嘉——出现在他后来提交给当局的证词中，他的证词后来被当局证明是真实可信的。
1872年，格拉蒂医生代表他的女儿们以及她们的姨妈来管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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