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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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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局势紧张的几个月里，韦罗听到很多谣言，说有人要让他消失。为保护自己，他从不在科莱奥内街上单独行走。一天晚上，他看见——并避开——在他家附近等他的三个陌生人。后来，一个科莱奥内的当地人不断接近他，对农民运动表示同情，并安慰他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说地主们已经下令杀他，但是科莱奥内有个秘密组织已经做好要保护他的准备。这个组织甚至还愿意为他提供帮助，并邀请他加入。而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能改变对某些品格高尚、胆识过人的当地人的敌对态度。
韦罗决定接受这个条件。和大多数其他西西里人一样，他对黑手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许是一个共济会联盟，或许是某个更不确定、不正式的团体。科莱奥内黑手党给韦罗提供的救命机会促使他决定加入黑手党，对于他当时的想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韦罗作出这一决定，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还是在1893年初局势紧张的那几个月，黑手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之间在区域层面有试探性接触。双方都小心翼翼。假如将要发生革命，各个地区的荣誉团体都必须决定为哪边的力量战斗。是支持冷漠、脆弱的意大利政府好呢？还是渗入社会主义农民阶级？对农民领袖来说，他们开始怀疑，为取得将来斗争的胜利而与黑手党结盟，这一代价是否值得。对社会主义力量的乌托邦信念甚至使他们抱有幻想，希望黑手党可以被纳入他们的组织并将其中立化。
4月底，韦罗和另外两名“法西”附属组织的资深成员与巴勒莫的黑手党老板会面。他们的建议是，如果真的爆发一场农民革命，它将由“20万勇士”带领——这些勇士是黑手党党徒及其散兵。（这次讨论似乎具有荷马式的夸张风格）但在达成协议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双方对于没有达成协议的说法不一：可能是黑手党这边得出意大利政府最终将会比“法西”更强大的结论；也可能是农民领袖怀疑黑手党企图代表警方和地主把他们引入埋伏。
很快，伯纳迪诺·韦罗就后悔成为科莱奥内黑手党的成员了。兄弟会渗入“新时代”——韦罗创办的一个俱乐部，是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的中心。黑手党分子们在那里打牌，并利用赌博让假钱混入流通环节。韦罗觉得，显然他和科莱奥内的“法西”组织都有被警方怀疑并被看作罪犯的危险，于是他和“新时代”俱乐部保持距离。黑手党因“法西”组织的一次罢工而占用未耕作的土地之后，他们和农民激进分子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韦罗很快放弃了兄弟会和农民可能达成协议的全部希望。他在后半生不得不设法弥补自己加入黑手党的错误行为——这个错误最终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894年1月3日，罗马和西西里的强硬派最终得逞：5万部队执行戒严令并解散“法西”。12月“法西”举行征税罢工，要求解散腐败的地方议会——这是对黑手党重大政治利益的公开挑战，这时黑手党做出抉择的时刻到了。暴力开始升级。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士兵直接向示威人群开枪扫射，83名农民被打死。在有些地方，有人从矮屋顶或窗口开枪乱射，故意挑起斗争。狡猾的黑手党果断地决定采取行动，支持地主和政府而不是“法西”组织。韦罗设法在科莱奥内的农民中培养纪律性，这就意味着科莱奥内成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流血事件发生的地区之一。
伯纳迪诺·韦罗试图从西西里逃走，但是他在1894年1月16日登上开往突尼斯的汽船的时候被捕，被带到军事法庭。对他的控告罪名有密谋发动叛乱、煽动内战、暴力、破坏。审判期间，当局禁止大陆报纸进入岛内采访。韦罗被判有罪，判处监禁12年。严厉的惩罚甚至让许多保守派人士感到震惊。出乎意料的是，韦罗于1896年在一次赦免中获释。但是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将会在政治运动、监狱、流放和被当局起诉之间度过。
1907年夏，韦罗第二次监禁刑满获释。（一家韦罗创办的报社披露当地一名高级警官为副局长找了一个年轻女人之后，韦罗被指控诽谤——这个女人的丈夫在狱中服刑。在韦罗的关键证人收回证词之后，韦罗被判刑18个月。）
韦罗出狱后，数以百计的社会主义党派的农民从内地来到巴勒莫欢迎他。带着旗帜和横幅，他们一大早就坐着专门包租的火车从科莱奥内赶来了。小镇乐队穿着红衬衫，率领队伍穿过街道。身着传统农民服装的妇女在写着“科莱奥内妇女分队”的旗帜下前进。防备森严的他们沿着马奎达街走向尤西卡丹监狱，在那里用欢呼、拥抱和泪水迎接伯纳迪诺·韦罗。在巴勒莫工人会议厅召开会议后，他们兴高采烈地把韦罗带回了科莱奥内。
如今，对“法西”的镇压已经过去13年之久，农民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士气高涨。在罗马执政的是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韦罗被释放前一年，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使合作社得以用农民的名义向西西里银行借钱，借来的贷款可以用来直接从地主那儿租借土地。回到科莱奥内，韦罗立刻成为一个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合作社的领导。合作社将有潜力成为反抗黑手党最有力的武器，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把中间人，即二领主从农村经济中剔除出去。韦罗知道即将来临的斗争可能会是暴力的，和他密切合作的两个人在他离开时被杀害。他还知道科莱奥内的兄弟会有一笔私人恩怨要和他清算。他还保守着自己加入过黑手党这个屈辱的秘密。
兄弟会一开始很谨慎。他们先是试图贿赂韦罗，让他制止合作社收取他们的租赁契约。尽管黑手党成功地渗入西西里西部的许多农民组织，韦罗一直坚决抵抗。到1910年时，他的合作社已经掌管了9个种植园，把成百上千名劳动者从近似农奴的境遇中解放出来。
但是韦罗的合作社也遭到来自一个天主教基金会——圣莱奥卢卡农业基金会的政治抵抗。这是整个意大利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征兆。1870年，罗马被占领、意大利统一完成之后，教皇就宣称教会被“抢劫”了，他把自己关在梵蒂冈〔※罗马教皇的驻在地。〕，劝告忠诚的信徒不要在这个不敬神的新国家积极参与任何政治生活。一直到了19世纪末，天主教教徒们在征得牧师的允许之后，才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吸引他们参与政治领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保护忠诚的信徒不受社会主义颠覆性唯物主义信条的影响。
黑手党总是和牧师进行交易，就像他们和政治家进行交易一样一一总是人对人、利益交换利益。现在教会和黑手党在对礼会主义的仇恨方面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根据。管理圣莱奥卢卡农业基金会的牧师和信徒都是不知名的人物，人们对科莱奥内教会几乎一无所知。1902年一名牧师给大主教写信，请求大主教不要再让科莱奥内的牧师们“不论白天黑夜”都随身携带枪支。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对当地牧师们的生活氛围有些许的了解。天主教合作社利用兄弟会保护它租赁的土地。韦罗与黑手党最致命的斗争阶段就要开始了。
1910年，伯纳迪诺·韦罗发起了一次税收罢工，抗议一名腐败的天主教市长。市政管理机关崩溃。在后来的选举运动中，韦罗发表演讲，揭发“黑手党和天主教沆瀣一气”。黑手党很快采取了回应行动。12月6日晚，韦罗正在药房等待选票结束，有人透过窗户用猎枪朝他开枪，一直打光了两个枪管的子弹。韦罗的帽子被打飞，腕部受伤，但令人吃惊的是，除此之外他没有受伤。似乎这个未遂的杀手被明亮的灯光以及药房橱窗上的灯影映射得难以把握其袭击目标。韦罗冲出去看是否能认出是谁想要杀他，他和一个有名的黑手党党徒面对面相遇。这名黑手党分子看见他还活着大吃一惊。“看吧，你的手下这次只能搞出点烟雾而已”，韦罗说。
如果说韦罗当众保持得还算若无其事的话，私底下他是很害怕的。他开始发觉黑手党的社会关系无处不在，黑手党和地方议员、行政官以及牧师均有勾结。韦罗说，朝他发射的子弹，闻着有股“黑手党和圣香”的味道。他被迫再次离开他深爱的科莱奥内。尽管他向当局告发了他认为想要杀害他的人．但是由于证人不敢站出来作证，案子丝毫没有进展。
1911年春，韦罗听说战友洛伦佐·帕尼宾托，一名圣斯特凡诺·奎斯奎纳小镇的农民领袖，在家门前台阶被枪杀之后，韦罗绝望地给一位朋友写信：
你看到他们对可怜的帕尼宾托做了什么吗？牧师、黑手党中的二领主已经起来攻击合作社了。现实如此可怕，我沮丧得要疯了。每次看到左腕的伤疤，我仿佛就看见了两具尸体：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好朋友、战友帕尼宾托。我必须离开科莱奥内，这里的黑手党已经宣布我是叛徒。我还能做什么呢？是把自己变成罪犯，带着子弹和炸药去报仇？还是像个度假的死囚犯一样，等着被杀？
麻烦继续纠缠韦罗。科莱奥内农民合作社的财务主管因诈骗被捕，并谎称受到韦罗的指使。（然而有力证据显示，这名财务主管受到兄弟会的支持。）尽管现在不再有人猜疑韦罗故意违法犯罪，但是他似乎在监管合作社的财务方面确实过于轻信和松弛。他还是被捕了，在监狱里蹲了两年，最后被还押候审。
1913年韦罗被释放出来之后，他依然背着诈骗的罪名。在韦罗的敌人看来，韦罗已经潦倒不堪。韦罗沦落到靠卖酒和意大利面过日子的地步。但是，韦罗一心打算等到罪名洗清之后，再重返政界。农民对韦罗的信心并未动摇，他们请求韦罗在地方选举中做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农民现在终于有了选举权，1912年开始的男性普选制是用民主手段争取公正和平等前所未有的机会。韦罗知道他面临的危险。他经常和朋友说，黑手党迟早要杀掉他，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方法打败他。但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接受农民的请求。1914年，他势不可挡地被选为科莱奥内镇长。
1914年至1915年初，韦罗的政治生活主要受到一战的影响。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人一样，韦罗反对意大利介入战争。在过去的20年里，科莱奥内人民似乎曾三次处于为自己争得一个更公平未来的生死关头。1894年，“法西”遭到军事管制法的镇压；1910年，他们的合作社受到阴谋和暴力的钳制。现在，在基础更深厚的民主到来之时，他们的希望又因征兵制而落空。意大利最终于1915年5月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除此以外，这段时间也是韦罗个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几个月。孤身一人多年后，这位流浪的活动家安定了下来，他的生活伴侣（他俩在思想上反对婚姻）生了个女儿，他们给她取名为朱塞平娜·贝斯·乌马纳，意即“约瑟芬人类和平”。1915年秋，那个令他担忧的诈骗案的审判终于即将来临。和有关律师谈过之后，他对自己的胜算很有信心。
1915年11月3日下午，天顿时昏暗下来的时候，韦罗离开科莱奥内镇政厅。他拐弯往特里布纳街走去时，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到达一段延伸至街道高处的四级台阶时，一颗子弹从马棚飞过来，打中了他左臂腋下。他踉跄几步，转过身，掏出他的布朗宁手枪。他开了一枪，但是没打中人，然后枪就卡壳了。又有五颗子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打中了他。摔倒在泥里时，他可能已经死了。
其中一名杀手冷静地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好像是跪在韦罗腰背部。他用手枪瞄准受害人的头颅底部开了四枪。然后他把枪口对准韦罗的太阳穴，又一次扣响了扳机。尸体的惨不忍睹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
大多数全国性报纸对这件残忍的凶杀案的报道仅有几行字。西线、塞尔维亚及意大利东北边界的战争新闻占据了全国民众的关注焦点。
1900年圣乔治的大审判失败以及1904年帕里佐罗和丰塔纳被判无罪后的很多年里，要激发人们对反对黑手党斗争的兴趣无比困难。意大利的公众意见既消极顺从又疑心重重。听到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新闻，人们的态度既冷漠又厌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莱奥内镇长的死亡是黑手党的内部事务，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没人会为此承担责任。
甚至审讯中提供的惊人证据也没能吸引足够的公众关注。在韦罗的个人资料中，警方发现了一份他亲手写的证词，这给韦罗充分反映了西西里一段戏剧性历史的一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是韦罗的死后坦白书。他讲了他加入兄弟会的全部真相——这个秘密他之前和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并详细论述了科莱奥内的黑手党是如何运作的。发现这份文件的警察都断言韦罗绝对正直并对他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认为，如果韦罗在生前就揭露他所知道的黑手党的真相，他早就被杀害了。
正如所料，尽管该谋杀案有其高度的公众性，没有一个人被定罪。几天后检察长撤回证据，声称他觉得证据并不可靠．审判因此结束。审判的失败让人们又一次注意到，可以信赖的证人一旦摆出“荣誉团体”存在的事实就会变得不再可信了。
兄弟会有充足的理由刺杀伯纳迪诺·韦罗。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时候杀他。警方后来推测，黑手党担心韦罗会趁诈骗案审判的机会揭露他所知道的关于黑手党组织的真相。当地黑手党家族有可能还会想到，正在进行的战争可能会减少公众对该谋杀案的关注。过去那么多年，兄弟会曾试图接纳韦罗、贿赂他、在政治上击败他、诽谤、恐吓他。显然，到了1915年，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
即使是在他们势力最强大的时候，黑手党在没准备好承担后果之前，也不会随意除掉他们想杀的人。任何一次谋杀都要考虑风险，而要谋杀像韦罗这样一个在科莱奥内镇周围都有很多热心支持者的有势力的人，更是一个冒险的行动。不幸的是，似乎在这次行动中，黑手党作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
韦罗绝非农民运动中最后一名殉难者。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出现了大批黑手党展开的政治谋杀。用来对付科莱奥内“法西”组织的策略再次被使用。一旦荣誉团体无法渗入农民组织或是提不出更可行的办法时，它就会以恐怖手段对付他们。大概在韦罗倒下的同时，黑手党的政治牺牲品中还有5名勇敢、正直的牧师，他们的名字值得被记录下来：1910年，圣卡塔尔多，唐·菲利波·迪·福蒂；1916年，西亚古力，唐·乔治奥·吉纳罗；1919年，瑞萨塔纳，唐·科斯坦蒂诺·斯特拉；1920年，蒙雷阿莱，唐·加埃塔诺·米尔仑西；1920年，吉贝利纳，唐·斯特凡诺·卡罗尼亚。新出现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天主教并非完全没有察觉黑手党存在的事实，并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1917年，科莱奥内的农民在纳斯科广场建造了一座伯纳迪诺·韦罗的半身像，每天早晨会有劳动者在那里聚集，希望能被二领主雇去工作一天。韦罗的塑像向上仰视特里布纳街，这条街正是他被杀的那个地点。1925年，半身像被盗，再也没被找回来。1992年，巴勒莫一名年轻勇敢的左翼市长又造了一座半身像，希望使得这个城镇的居民能够记住黑手党所犯下的罪行。在遭到几次恶意破坏后，纪念雕像最终在1994年7月被毁掉了。黑手党是在向世人强调，黑手党的受害人就是在死后也摆脱不了它的纠缠。
“心脏上长毛的人”〔※一个典故，取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瑞普·凡·温克沉睡多年，醒来之后发现身上长了长毛。这表明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使用过自己的心脏来表达情感了。后来，人们使用“心脏上长毛的人”这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人冷血无情。〕
1925年1月，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在议会中站起来为他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暴力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并发动了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行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不再是一个政府；它是一个政权。一年之后，这个新独裁政权发起一场打击西西里有组织犯罪的战争来炫耀它的权力。
甘吉包围战，是战争的开场秀，发生于1926年1月1日，当时鹅毛般的大雪落在马多涅山上。前几天警方和意大利宪兵组成50人的流动分队，逐渐形成一道警戒线，逮捕了所有被怀疑和匪徒有勾结的人。这道警戒线和寒冷的天气迫使匪徒们退回甘吉，那里是他们的总部。警方占据了山头及附近一些战略要点。电话和电报线被切断。卡车和装甲车封锁了下面的通道。然后，大批警察和少数穿着黑色衬衫的民兵沿着又窄又陡的道路向甘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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