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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陶记者，话还没说完，怎么就走了？这凶手下手一次比一次更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沈恕还在后面继续用话点醒他。
　　陶英这次没再停留，“砰”地把门摔开，径直走出去。于银宝见陶英头也不回，“哎”了一声，就想追上去。
　　沈恕拦住他，说：“不用，让他去，等着他主动来找我们。”
　　于银宝半信半疑地说：“他那么顽固，怎么可能改变主意？”
　　沈恕说：“如果这样都不能让他开口，那他是铁了心死硬到底，谁也拿他没办法。”
　　回到队里，管巍已经把陶英的背景资料整理好，放在沈恕的办公桌上。管巍的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在作风严谨的重案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据资料显示，陶英，现年52岁，祖籍安徽，出生于楚原，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楚原日报社工作；已婚，妻祖嘉任职省人事厅，育有一女，取名陶顺子，现为江华大学二年级学生。陶英任记者多年，社会关系广，但尚且不能确认他与两名被害人有联系。这份背景资料似乎包含着许多信息，却又没有可供追查的实质内容，与目前掌握的许多线索一样，若即若离，让人无从入手。

　　11。丢枪事件
　　2001年8月21日。小雨。
　　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
　　下面要说的这件事，是我在此案破获五年后才听沈恕说起的。随着时间推移、人事更迭，当时的保密文件已经过期，社会敏感度已降低。只是沈恕连我这名一直参与侦办此案的内部人员都要长时间隐瞒，可见他处理原则性问题时，说是六亲不认也不算过分。
　　这件事把科技处副处长、楚原市法医界权威陈广卷了进来。沈恕在听过我汇报的关于徐剑鸣所受枪伤的鉴定报告后，并未轻信，而是派管巍马上赶去省公安厅物证检验中心，出具徐剑鸣的枪伤照片和他主治医生的诊断记录，请求鉴定，以听取第三方意见。公安厅很快给出结论，与我的检验报告完全一致。
　　沈恕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由于陈广的行政职务比他还高，他有必要先向上级汇报。这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陈广是刑侦局长高大维的爱将，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而高大维又是沈恕绕不开的主管领导。应该怎样汇报？说陈广工作不慎、业务不精，把驳壳枪枪伤误判为猎枪枪伤？可陈广业务精湛是公认的，是在千百次战役中磨炼出来的，怎能因一次失误——甚至还不能断定是失误，就彻底否定一个人？做刑警的，谁又不曾走过弯路？如果因在办案中犯错就上手段，局里还能有几个人是清白的？
　　沈恕思忖良久，决定弱化矛盾，在向高大维汇报时，轻描淡写地说省公安厅对徐剑鸣所受枪伤持有不同意见，建议在办案中针对民用枪和军用手枪同时展开调查。近段时间重案频发，高大维有些应接不暇，并未过多思考沈恕的汇报中不合情理之处，就批示了同意。
　　沈恕是否对陈广上了手段，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沈恕会把这个秘密带到骨灰盒里去。总之，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上或不上手段都是犯错。上手段，是僭越，不按组织程序办事，搞内部分裂；不上手段，是麻痹大意，工作态度草率，不认真负责。事情就是这样，翻过来推过去都是理，只有掌握权力，才能掌握真理。
　　查枪行动低调展开。
　　楚原市的驳壳枪数量原本就不多，在1978年后全面淘汰，集中回收销毁。目前仅军事博物馆还存有两把，但没有子弹。有据可查的流落民间的驳壳枪，是在1974年前后，有来历不明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驻楚原某部后，一名解放军连长配备的编号为7885的驳壳枪丢失。相信是有红卫兵趁乱私藏枪支，但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再想回头查找闹事的红卫兵，希望十分渺茫。
　　这支枪在销声匿迹二十几年后重新出现，持枪者是否仍为当年偷藏枪支的红卫兵，还是已经易手？自从驳壳枪被淘汰后，楚原市一直不曾有驳壳枪伤人的记录。也就是说，二十几年里，这把枪一直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持枪者胆大妄为又细心隐忍，甘冒奇险却不肯把它丢掉。它于多年后再次被使用，目的是消灭徐剑鸣。有一种解释是徐剑鸣每逢雨夜就到案发现场巡逻的行动已经威胁到凶手的安全，也破坏了凶手的连环杀戮行为，而凶手并没有其他办法干掉徐剑鸣，只好铤而走险，启用了沉寂多年的驳壳枪。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吗？
　　重案队与丢枪的解放军某部取得联系，当年服役的军人目前大多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有退休的，也有过世的。所幸丢枪的连长耿连富还可以联络上，他就居住在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去年才从民政局综合科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提起丢枪事件，头发已经灰白的耿连富心中犹有余恨，愤愤地说：“当年那群红卫兵，无法无天，进屋就砸，见东西就抢，战士们又不能当真和他们动手，上面也有命令，不能伤了他们，否则大帽子往你头上一扣，说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谁也承受不起，只好任由他们胡来。整个部队大院被他们砸得七零八落。我是气急了，骂了他们两句，就被一群人围着打，武装带、木棍都是他们的武器，在混乱中，我的头上被重重敲了一棍子，就晕了过去。醒来后，本来挎在腰上的佩枪不见了，一定是被那帮小兔崽子顺手牵羊给捞了去。为这事，我被部队勒令提前转业了。”
　　沈恕说：“攻击你的红卫兵身上都佩戴有袖标吧，就看不出他们的来历？”
　　耿连富摇摇头，说：“从袖标上看不出来，那时候物资匮乏，东西金贵，袖标都混着戴，有人干脆就戴一块红布。围攻我的有十几个人，男女都有，看年纪都二十出头，不像是中学生，倒像是大学生。事后有人说，认出其中的两名红卫兵是楚原大学的学生。那时候红卫兵们的帮派多，也没人认真去记那些乱七八糟的帮派名字。”
　　“那是我给军区首长做警卫员时，首长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当成心肝宝贝似的，却被人不明不白地抢走，现在居然还拿它去杀人，真是糟践了那把枪。”提到丢失的那把驳壳枪，耿连富仍心疼不已。
　　虽然找到了耿连富，也坐实了驳壳枪的来历，但案情仍然一团混沌，并未因此得以推进。当年偷枪的红卫兵，算起来如今已经是年约五十的中年人，人海茫茫，无任何线索可循，又能到哪里去寻找？

　　12。身陷绝境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我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沈恕，自己的日子却并未因此更好过。
　　陈广依然是一副不动声色、城府深沉的模样，每天照常上下班，做事一丝不苟，查案兢兢业业，看上去对我质疑徐剑鸣枪伤鉴定一事毫不知情，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又或者他真是无辜的？在阴沟里翻船的事并不少见，要允许任何人，包括权威人士，犯低级错误。枪案原本就很少遇到，陈广虽做了二十几年法医，相信他办过的枪杀案也屈指可数。何况他是从外科医生的岗位上转做法医，不比我是正统的学院派，他有些薄弱环节，也在情理中。
　　我自己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每天都惴惴不安，害怕见到陈广，更怕和他说话。可他是我师父，又是顶头上司，不可能避得开。好在他并不心存芥蒂，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冷淡。外出办案时一般都会叫上我同去，指导时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平静使我有些恍惚，甚至有些内疚，开始对自己的做法产生疑问。也许我当初应该采取更折中的做法，不该轻易对他存有怀疑，我太年轻，经验不够丰富，做事不够冷静、成熟……
　　沈恕按兵不动，我指望不上他，必须独自面对。这是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我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我猜想陈广不可能不知道我质疑他的事，他在楚原市经营多年，根基很深，用心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从省公安厅到区县公安局，都有他的铁杆兄弟，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马上知道，何况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他还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不动声色，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确实一片公心，光风霁月，做错了事就勇于担责，所以问心无愧；二是他确实像我怀疑的那样，有意做出错误的枪伤鉴定结果，误导重案队的侦破方向，隐瞒事实真相。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质就非常严重了，他可能是凶手的同谋，也可能他本人就是凶手，任何最坏的可能都要预料到，他的平静也许是爆发的前奏。
　　命运开了一个蹊跷的玩笑，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上司、导师，竟然成为被我怀疑的对象，我进退维谷，无所适从。
　　一件小事迫使我从消极防守转为主动进攻。那天上午，到陈广的办公室送一份材料，从始至终都赔着笑脸，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耽误一分钟，放下材料后就急匆匆地往门外走。陈广忽然在我身后问：“淑心，你来市局报到以前，斬有没有参与过枪案的鉴定工作？”他的声调很平和，却像凭空响起的炸雷一样，震得我心旌摇曳。我愣愣地慢慢转过身面对他，见他还在低头看材料，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似乎那只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含意的随口问话。
　　我故作镇静，感觉喉咙火辣辣的，说：“没……没有啊，您怎么想起问这个来的？”声音不争气地有些嘶哑，一听就知道心里发虚。
　　陈广却没有察觉出异样，仍头也不抬地说：“没事，随便问问，你出去吧。”
　　我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心脏还在狂跳不已。陈广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这敏感时机没头没脑地这样说，绝不是随便问问。他是在表达不满、提醒、警告、挑衅、打压？
　　这是怎么了？明明有问题的是他，就算他是清白的，就凭他混淆军用枪和民用枪的创口，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他个处分是轻的。我心虚什么？
　　我不能继续静观事态发展，这只会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我必须反击。当年丢枪的解放军连长耿连富不是肯定说嫌疑人是一名红卫兵吗？那红卫兵到现在50岁上下，刚好和陈广的年龄吻合。而且重案队给连环凶杀案的凶手的画像，如有从军或从警经历、接受过搏击训练、经济地位良好、有至少一台可靠的交通工具，都与陈广非常相像。陈广虽然是文职警察，却一向喜欢舞枪弄棒，时不时地就会去警察训练基地开几枪，或活动活动拳脚，身体素质非常好。只是年龄上和描画的凶手有些差距，但这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也许重案队的画像有所偏差，也是难免的。
　　说不定两名被害人正是陈广偷枪事件的知情者，才惨遭横祸。想到这里，我不禁身上一阵阵发冷。让悄无声息的沈恕见鬼去吧，我要自己查明真相。
　　我偷偷从电脑中调出陈广的简历。目前各级政府实施政务公开，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简历都张贴在内部网站上供员工浏览。陈广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楚原医学院病理系，学生党员。耿连富丢枪那天是1975年4月30日，而当时陈广还在大学读书，只要找到了解他的老师和同学，相信一定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所幸我在楚原市土生土长，东拉西扯的有不少社会关系。在求亲告友地折腾了两天后，联系上一位楚原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据说当年曾给陈广代过课，也愿意和我聊一聊陈广在读书期间的为人处世。我未向他坦白身份，编造说我是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因有人对陈广的提拔问题表示异议，所以需要深入了解他在入党初期的表现。这个借口很拙劣，但对于这位经历过那个什么都要讲政治、讲出身的荒唐年代的退休教授来说，已经足够了。
　　教授姓钱，名学礼，精瘦，满头银发，穿衣干净利索，只是跛了一条腿，走路有些不方便。提起陈广，钱学礼教授连连摇头，脸上流露出惋惜的表情，说：“这个学生很聪明，又肯下苦功夫钻研，是成大器的材料。”
　　我顺着他的话说：“是啊，他现在是市里的法医界权威，在专业领域很有建树。”
　　钱学礼摇头说：“你听我把话说完。人生在世，道德人品第一，事业才华第二。如果道德有亏，这人的才能对社会不仅无补，反而有害。陈广这辈子，被他自己的小聪明害了，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现在看上去貌似他的社会地位不低，其实从长远来看，他的损失远远大于所获取的。”
　　我故意引他的话，说：“怎么局里的人对他的印象恰好相反呢？我们收集上来的民意调查结果，普遍认为陈广作风朴实、待人真诚、工作认真负责。”
　　钱学礼说：“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们都被蒙蔽了。陈广这个人善于伪装，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出他的人品好坏。当年他读书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道德学业双优的好学生呢？可是运动一来，他立刻就完全变了个人，六亲不认，打起人来无比凶狠，我的这条腿就是被他打瘸的。”
　　钱学礼伸出他稍短一截的右腿，说：“当年陈广是我的得意门生，谁知道他会亲手把我掀翻在地，用木棒在我的小腿上连续击打十几下，造成胫骨粉碎性骨折。”钱学礼忆起过往那惨无人道的场面，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
　　我的心里一颤，想象着深沉阴郁的陈广出手打人的凶狠模样，对他就是连环杀人案凶手的怀疑又加深了几分。我说：“可是，陈广打人总需要一些理由吧？”
　　钱学礼苦笑着说：“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我是‘臭老九’，他是造反派，他打我天经地义，就这么简单。当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派系很多，什么天派、地派，什么红旗战斗队、井冈山战斗队，陈广好像是红旗战斗队的副队长，更多的我也说不上来。当时我对他们的造反行为很反感，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荒唐名头半点也不关心。”
　　我追问说：“钱伯伯，你再回忆一下，1975年4月，有一批红卫兵冲击了解放军驻楚原部队，陈广有没有参与在其中？”
　　钱学礼微蹙眉头，想了一会儿，说：“那段时间我关在牛棚里，腿也断了，几乎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动静什么也不清楚。”
　　我不甘心，又问：“那么，您认不认识当年和陈广关系密切的人，我再去找找看。”
　　“不认识，陈广这人没有朋友，你看他表面上和谁关系都不错，但是细追究起来，他一个好朋友也没有，谁也猜不透他。”
　　我有些失望，老人家只提供了些泛泛的信息，没有可供深入追查的线索。眼看再聊下去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我只好胡乱说几句感谢的话，向他告辞。老人腿脚不便，没有向外送。当我快走到门口时，他却忽然说：“你不是公安局党组的，你是查案的，陈广是不是摊上事了？”
　　“您，您……这是怎么说呢？”我一怔，尴尬地转过身面向他。
　　“小姑娘，你当我老了，不中用了，就随便哄我。你老实说，陈广到底摊上什么事了？”钱学礼的嘴角上扬，透出一丝笑意。
　　我的脑海里在继续圆谎和如实交代之间斗争了几秒钟，就走过去，坐在钱学礼对面，把连环凶杀案、徐剑鸣遭遇枪击、陈广的误导鉴定以及我的真实来意一五一十地向他和盘托出。
　　听罢这惊心动魄的案情，老人的一双看透世情的眼里竟泪花闪闪，长叹一声说：“竟然死了这么多人，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唉，世界上的事，果然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我诚恳地对老人说：“事情过去这么久，当年的知情人已很难找到，重案队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又无法对陈广展开调查，所以我恳求钱伯伯，如果您还知道什么情况，请一定要告诉我，让凶手不再逍遥法外。”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老人开口前，我的电话响了，竟然是陈广打来的。我的心猛地一下揪紧，这些天陈广打给我的电话明显比以前多，他究竟在干什么？监视我？我向钱学礼递了个眼色，示意他别出声，才将电话接起来。
　　“在哪里？小王庄有一起伤人案，赶快回局里，和我去现场。”陈广的声音还是不咸不淡的。
　　挂断电话，我无奈地向钱学礼摊摊手，表示我要走了。钱学礼的右手一扬，亮出一枚又长又宽的古铜色钥匙，说：“拿去吧，也许这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我不解地接过钥匙，说：“这是什么？”
　　钱学礼的目光黯淡下来，脸上出现古稀老人才有的疲惫和厌倦的神情，缓缓说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我曾经有个名叫古若诚的学生，比陈广高一届，‘文革’时是红旗战斗队的队长，和陈广算是亲密战友了，也曾参与过对我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分配到市社科院工作，研究方向是本省和本市的历史。他思想成熟后，痛定思痛，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忏悔和深刻反思，写了满满四大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