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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的平凡生活-第2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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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京兆看来，范某哪件事办的不妥，可曾与兄台讲过？”
“不不，不妥是没有的。退思做的每件事都是大好事，足为天下方面典范。就是有些事，步子太大了，其他人追不上。等到退思升转，后任不易接手。再者，就是有些制度，固然发自好心，但也要考虑实际。当日海笔架巡抚应天，曾下令借贷还贷皆要法办，一时间百姓大哗，田主不敢放债，百姓不敢还债。这样固然是把高利贷的路堵死了，可是也把百姓借贷之路给封住了。这样看上去是对百姓好，实则不然，大户人家不放贷，最多是少赚几文，穷人借不到钱，那可是要死人的。他们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铤而走险，那样于世道于百姓就更坏。”
徐维志道：“退思不是说了么，可以来衙门借贷啊！”
“那不还是与民争利？再说衙门的债不是好借的，债不能凭空借，否则无从追偿。只能以田土抵押，这样看上去，岂不是官府盯上了百姓赖以谋生的田产？再说，那些无田之人，又该怎么办？毕竟这些人，才最需要借贷救命。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有些人借贷之初，就是准备以妻女抵偿，或是赖帐不还，退思的官贷之法，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官府纵容赖帐刁徒。再说这抵押田土之事，自身也不妥当，退思博览群书，自知当日王荆公之失，不可重蹈前朝青苗法之覆辙。”
王士骐一来范进就猜到，他很可能是为自己撑腰，也可能是给自己提醒，代表其父王世贞，来向自己提意见，踩刹车的。
从派系上看王世贞与张居正不是一路人，不久之前王世贞还弹劾张居正的妻弟殴辱江陵知县一事，请求严惩。固然殴辱知县仗势欺人这行为很可耻，但问题是那是湖广的事，跟应天府没什么关系。这种跨越省份的弹劾，针对的究竟是张居正妻弟还是张居正本人，就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王世贞洁不算守旧派，更不算新派，如果硬说的话他是个逍遥派。
虽然做的是应天府尹，但是王世贞对于应天的公事是没什么兴趣的，他最大的爱好是两个，一是从事戏剧剧本创作，二是修仙。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工作者，王世贞与戚继光的战友兼大明著名戏曲家汪道昆交情莫逆，眼下又与另一位好友胡应麟整日钻研戏剧创作，期待再写出一个足以比肩“四记”的好本子。除此之外，他另一个爱好，就是修仙。
在眼下的大明朝，修真这种行为连皇帝都认为确有其事，就不要说百姓和官员了。所以官员或是文士沉迷修仙不可自拔，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有不少大儒名士，本身就是修真专家，提起修行之术或是内丹学说都能言之成理，这也是时下大明的社会风潮。不过教授王世贞气功导引术的，并不是道士神棍，而是个比他小几十岁的女道士：王焘贞。
王焘贞这个女子，是当下大明朝东南地方名人，她的父亲，就是看范进很顺眼，差点把他硬推进翰林院的当代大明学阀王锡爵。有这么个父亲在，她做事就少了很多掣肘，社交圈子也更高端。据说她读过不少书，算是个才女，可是其对于修行的兴趣远远多过对儒家学问的兴趣，经常辟谷修真，于修行理论上提出释儒道三焦一体的思想，并声称精通气功导引，可以渡人成仙。
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支持她有这种能力，但是其父王锡爵以及叔父，都拜了王焘贞为师学习道术。父亲拜女儿为师，这在当下绝对可以算上颠倒伦常，可是一涉及到修行中事，就不能以寻常伦理度之。世宗年间道士可以挂礼部尚书衔，以女为师只要没人闹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王世贞同样，也是王焘贞的门下弟子，专门学习道法。
由于两下离得近，王焘贞经常被请到江宁来传授王世贞道术，王世贞本人显然也是修仙爱好者，于公事基本不管，全都交给手下去负责。这么一个人可想而知，对于考成法是有多憎恨，和张居正不对眼，也就是情理中事。
作为大明资深官僚，王世贞信奉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做就不做，一切问题都能从古代的记载中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找不到……那就干脆放着不解决。范进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于他而言，实际是看不顺眼，甚至深为厌烦。
再者说来，范进的废高利贷方案，已经影响到一部分人发财。这些人里不乏身居高位大有力量的官员，又或是在江宁极有影响力的士绅。他们给王世贞施加的压力，也迫使王世贞不得不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的立场。
从行政权力上，作为府尹的王世贞当然可以叫停范进的做法，乃至一封公文，就把范进之前的布告全部推翻，这都不是难事。但是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和张居正的矛盾彻底爆发，这又太过危险。毕竟修仙是一件很消耗金钱的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么个好缺分王世贞可舍不得放弃。
至于说他不怕严嵩云云，范进压根就不信。在严嵩时代王世贞做的只是收敛父亲尸体，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写了四出经典戏剧来骂严嵩，除此之外也没干出什么惊人业绩。当然有个说法是，金x梅的原作者就是王世贞，兰陵笑笑生就是他笔名。如果这个传言为实，范进倒是对这位司机界的前辈怀有敬意。除去这一点外，从官场角度看，范进实在是对王世贞没有多少好感。作为上级，既不能给自己提供帮助，又不肯为自己做主，就连借个款都要扣好处费，对他哪还有什么好印象。
派自己的儿子来，给范进下下毛毛雨，表示一下来自领导的关怀和提醒，不管范进再怎么小心眼，也不能把这种关怀视为敌对，也就不能报复。这就是王世贞这种老滑头的手段了。能刹车固然好，刹不住，也算是尽到了心意，刀切豆腐两面光。
王士骐限于年龄，没有父亲谋算这么深，但是作为文官子弟兼当代名士，其城府和口才都不是徐维志可比。这种劝阻并没有丝毫鄙视或是怀疑的意思，绝不是认为你范进干不好这些工作或是工作方法有误，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不要好心办坏事，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劝阻方法，确实是世家子弟才有的修为。
范进笑了笑，“伯，大京兆的顾虑很有道理，范某也知前朝青苗法之误。但是，范某看来青苗法之误在于人，不在于法。百姓向官府借贷，待秋粮成熟之时，再行归还，这是两便之事。乡下的士绅放债，也是要秋粮成熟之时才偿还，利息远高过官府，他们放不出问题，官府放就有问题，这话没道理。”
徐维志道：“退思这话说的我认同。这最坏的就是下面办事的。你的想法很好，就怕遇到坏人，到时候在放贷上卡一卡，明明缺钱用的，他就不把钱放出去，又或是好地当做坏地来抵，那便成了害人。。”
“是啊，所以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么。这个道理谁都懂，要点就在于怎么治。我这里已经想了个章程，把借贷与里甲柜银结合一处，再合以一条鞭。把过去民收民解的银，归入官收官解，先把粮长这一层盘剥免掉。放贷还贷，都在衙门里，设专人进行，这一职位多给银两以养其廉，设监查以警其贪，再设制度以绳墨其行为，三管齐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去！”
江宁实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都还没当上首辅，但是实际效果也没什么大用。所以张居正变法的要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条鞭，而是一条鞭下的具体执行上，比过去有了大的改变。在张居正以前，由于吏不下乡原则，不管什么法，粮赋都是民收民解，收税权在粮长手里，也就是变项包税制。朝廷只找粮长要钱粮，粮长怎么收，收多少就是自己的事。
张居正变法后，改民收为官收，就是取消了粮长这一层，大家自己到衙门来交钱。而里甲柜银，则是自嘉靖朝就推行的制度。因为江南的作物复杂，除去正常的白粮外，原本有各种杂粮以及地方特产税收。在实物税年代，农民的地里要种米、豆、杂粮，还要有各种经济作物，全部按照品目上解。
实际上这种耕种方法严重限制农民的作物自主选择权，也影响农民收入。所以在嘉靖年间，江宁实行一条鞭法，已经把杂粮税全部改为收银，以里甲为单位征收白银，但是具体征收人则是粮长。粮长把银柜交给胥吏，再交到官府，要过两道手，中间便有了舞弊空间。
实行官收官解后，百姓把钱直接交到官府，不经过任何人手，这从制度上看，当然是减轻百姓负担。但是对官府来说，就加大了基层办事人员的工作量，几万农民不定时交税，搞不好一天都不要睡还可能闹事，所以一般来说衙门都不愿意接这种活。对于农民来说，也要担心胥吏的盘剥和刁难，实行起来就是个考验基层官员手腕的事。
范进之前对衙役的整顿改造，乃至重新操练，编撰条例，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歪嘴和尚越少越好，再有就是对这种歪嘴和尚有个监督。
“所有收银、放贷的，都会得到一笔奖金，如果耽误了吃饭有误餐钱，耽误了下值有值夜钱，灯火钱。工作表现好，另外还有嘉奖钱。这些都是我给他们的福利，与商贾合作，是引入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彼此监督牵制。商可督吏，吏可查商，于两家之上另设一检校，专查这两方。不管是谁借着放贷卡要勒索，本官都将重办！连冯邦宁那等人，我也是说打就打了，这些胥吏或是商贾，又有谁办不得？”
王士骐听的入了神，方才是劝解范进不要与民争利，这时却渐渐为他所引导，思路开始跟着范进的思路在转。
“这样的手段倒是有效，可也就是退思你能这么做。等到你卸任之后，后任者又能否如此？”
“这就是我说过的，要以手段绳墨。借贷有借据这是不必说的，交税也应有凭。我听人说过，世庙年间两淮盐运司曾用二连票。一票存官府，一票给盐商，以为完课凭证。这个办法大可效法，但是两连太少了，我的想法是搞个三连票。一票给交税人，一票官府备档，另一票给里长甲首，彼此依此立档，作为凭据。就像我今天说过的一样，将来按着交税多少，划分甲乙丙丁四字户头，按税定服务，征徭役，这便是个最好的凭据。这种票听说苏州那边已经有衙门在搞，名为串票。这法子我们上元也可以用。人与人互相监督，再有串票凭据上做个限制，胥吏或是商贾们想要舞弊就很艰难了。除去三联之外，再给票上立好编号，胥吏要是想篡改切割票据，有号头约束，也难更改。”
王士骐不住点头，“确实……这样一来，公门老手也不易找出破绽。但是退思兄，咱们为官之人，如果按着交税多寡定出服务，岂不是成了商贾手中操纵的傀儡，这一点你想没想过？”
第三百九十七章 范进新政（下）
依旧是询问，但是情形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一开始王士骐发问，实际是代替父亲，行使上司的问责权力，以发问的方式表达上级的不满，希望范进改弦更张。而此时的问题，则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询问。不管范进的方案能否说服王世贞，当下已经成功说服了王士骐，让这位世家子弟对于范进的方案充满了兴趣。
出身官宦世家的王士骐并不缺乏学习的机会，他的起点远比范进高，学习的条件自然就更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对于官场手段以及权谋手段这些东西一点也不陌生。但是范进的思路和想法，却与当下大明的官吏大不相同。既不是一味天马行空，脱离时代，亦不是单纯复古全无个人见解。正是出身于仕宦门庭的世家公子，才能听出范进这个方法的不凡之处。
以王士骐的出身和学识，注定是要出来做官的，他的年龄比范进大不了几岁，固然为人老成些，但也终究和老一代人想法不一样。自己父亲那种做官方法，他其实是看不惯的，如果到了地方上，还是想要自己能够发号施令独当一面。
由于接触过方面官的工作，他自然知道这种事做起来有多难。如何战胜胥吏、衙役，如何与士绅合作，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眼下范进这个现成的成功案例，于王士骐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参考意义。当范进提出这些主张后，又让他看到范进并不是满足于只收服一群衙役为己用，接下来还有更伟大的计划，自然就有了听下去的兴趣。他现在问的问题或可以看做代替王世贞问，也可以看做自己问。
“做亲民官首在钱谷，尤其如今朝廷推行考成法，对于钱粮上的事管的更严。完不成赋税，是要受处分的，我辈书生耻于言利是对的，可是到了这个位置上，就不能再不言利。这个其实要分清楚主次，自身耻于言利，是自身的修养，为国家办事，这利字就不是什么耻辱，就该大谈特谈，不能有什么放不开的地方。可是一味催科过甚，又可能激起民变，这同样是一件极麻烦的事。一般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无不是地方官昏聩，所用非人，导致胥吏衙役盘剥过苛，让百姓走投无路。把自己的官管界治理成这样的官，被革职都是轻的。要避免这一点，除了要管好下面的吏役，更重要的一点，是搞清楚课税的主体。这就要根据各地情形不同，因地制宜。”
范进顿了顿，见王士骐听入了神，心内大为安定。他要说服的不是眼前这个公子哥，而是他背后的王世贞。大明朝的制度，府县不见面，知县和知府是不能当面说话的。一切公事往来，都通过书信形式传递。自己要想让王世贞这个修仙爱好者以及潜在的绯闻男主角支持自己，就只能通过眼前这位大少从中传话。
“以我们江宁为例。上元县土地出产不多，指望农户交税，那真的是要逼死人的。最主要的课税对象，就是商贾。而当下大明商税的情形，伯应该很清楚吧。”
王士骐是官场中人，当然不会说出大明没有商税这种蠢话，于大明的商业税构成也最清楚不过。眼下大明的商税非但不少，反倒是项目庞杂。以江宁本地为例，货物进江宁之前，先要在钞关交税，按照船只大小，以料计税。等到卸货之后，又有官府派出的专人对商人货物估价。估价完成后，照其所估价值的百分之十向商人收税。
这里面包括塌房捐，也就是仓库使用费，商税，以及牙捐也就是牙行的费用三项。在投入经营后，还要按月交纳两笔税金，一笔为门摊课也就是固定营业税，以及每月经营流水的所得税。由于眼下大明没有发票这种概念，所以根据流水收税基本办不到，属于看运气的事，主要就是门摊。
自嘉靖年以来，江宁实行两税合一，把门摊与商税合并，原本各店铺每月交纳门摊课不等，现在则改为上中下三个级别，根据不同级别制定具体税金，按月缴纳。可是这部分收入中，大部分是户部的势力收益范围，落到上元县口袋里的就很有限。真正归属上元的利益，则是终有明一朝都为人深恶痛绝的铺户当行。
这种铺户当行制度说白了类似当初胡屠户赶上的采办役，官府会指定某一行业经营者为官府指定供应商，所需货物由其负责承办采买。大到办公用品，小到鲜果蔬菜都包含在内。这种工作被大明官府看做商人替官府服役，而不是一个商业行为。采办的货物给钱多少全看官员心情，乃至不给钱拖几年给钱，也是常有之事，被指定为铺户行头的商人破产、逃亡甚至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
范进现在要动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蛋糕。先是以收税多少划分服务级别，让商人向上元县交税，其次就是把铺户当行制度彻底废除，变铺户当行为铺捐。所有商店按月交纳一笔钱，就当作是为官府服役，与折银代役的思路一样，只要出钱其他什么都别管。至于不愿意出钱或者无力出钱的，就改为供应对等货物，官府出钱采购。这样属于谁也不吃亏，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商业贸易。
在范进看来，大明眼下的最大问题不是收不上来税，而是对税收认识有严重偏差。只想收税不想服务，没想过为纳税人做什么，只把人当肥羊斩。这种把国家当成山寨经营的模式，翻船就是个时间问题。是以他在杨家提出的服务理念不是偶然兴起，而是早有考虑。
“衙门力量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必然有优先侧重。而其中首要服务的，自然是对朝廷有帮助，对衙门也有利的商人。那么以纳税为依据，就非常公平了。这是一个互相督促的事，衙门做的不好，商人对服务不满意，税就交的少。反过来商人享受了服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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