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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全八册]-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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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雍正腾出手来对付允祀。阿齐那、塞思黑案件不断升级,苏努一家也受到牵连,苏努已死,便挫骨扬灰。五年正月初八,有人呈报《关于处死信奉伪教教徒之事宜》,详细说明了苏努儿子加入天主教的情况,说苏努的儿子们扬言宁愿被正法,都不愿弃教。这分明是为了激怒雍正的仇恨,让他对天主教更加憎恶。雍正公开宣称苏努的儿子们愚昧不法、背弃祖宗和朝廷。大臣们建议雍正处死他们,但雍正还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派诚亲王允祉去说服他们放弃天主教。结果他们说:“既愿意为皇上效力,又不愿放弃信仰。”
根据刑部的意见,应该把苏努子孙三十九人全部斩首,雍正没有同意,只是赐死苏尔金和乌尔陈等人,其余人改为长期徒刑。当时的传教士添油加醋,宣传说这是一起迫害信奉天主教亲王的事件,洋人是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雍正整苏努一家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以前支持允祀,信仰天主教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雍正最开始对天主教并没有过分的反感,但是不断发生一些事情引爆了他的愤怒。
在康熙六十年,康熙让葡萄牙传教士张安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意大利见罗马教皇。张安多还没回来,康熙就已经去世了。迎接张安多的是雍正,张安多不仅带回了罗马教皇的两个使者,还带来了葡萄牙大使麦德乐。引爆雍正愤怒的就是这个麦德乐。
张安多和教皇的两个使者先到北京,其时,麦德乐还在广州等候圣旨。教皇在信中向康熙表示感谢,祝贺雍正登基,同时感谢雍正释放传教士德里格,希望雍正慈悲,继续释放毕天祥和计有纲。教皇的要求非常多,还希望雍正多多照顾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甚至要求雍正允许他们传教。
雍正回了一封非常古奥的信,教皇及其翻译能不能看得懂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信的意思极为简单:“朕对传教士一视同仁,只要他们不犯法,朕绝不会为难他们的。”
雍正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突然颁下一道让所有传教士意外的圣旨,他召见为清廷服务的二十名传教士,不是找他们训话,而是宴会招待他们。所有受召见的传教士都觉得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破天荒的荣誉。召见的过程中,雍正跟这些传教士们亲切地交谈,雍正问他们瑞典跟俄罗斯打得怎么样了,天主教跟东正教有什么区别等等,雍正还告诉传教士,很多人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传教士对这些都作出了解释。
宴席上,雍正说不久就会召见麦德乐,所有参加会见的传教士都能得到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感到雍正的态度似乎有所好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四月份,麦德乐来到北京后,先见了北京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介绍了雍正的政策,并说雍正已基本解决了教皇信中提到的问题。麦德乐深受鼓舞,以为这个皇帝好说话,打算在受召见时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二、要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传教士劝他不要这么做,一方面这跟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由他提出也不合适。
麦德乐不听劝告,雍正召见他那天,他果然提出了这两个要求。本来大家都很高兴,他这一说,雍正脸色马上转阴,当场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当天雍正就发表讲话:“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西洋的教没有必要在中国流传,就好像中国的教没有必要在西洋流传一样……”
传教士们听到雍正的讲话后,纷纷指责麦德乐,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对此作了记载:“这就是麦德乐先生不听从我们劝告的结果,他的贸然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之后,麦德乐先生非常后悔,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跟皇帝打交道了。”
不久,麦德乐就坐船回欧洲了。但是他却让在华的传教士们日子更难过了,六月初一,雍正召集了在京的所有传教士,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讲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录了这次讲话,内容摘录如下:朕允许你们留在京城和广州,允许你们在京城和广州之间往返,允许你们和欧洲通信,你们还不知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控告你们吗?朕知道你们人不坏,如果你们碰到一个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恐怕早就赶你们出境了。麦德乐居然让朕给你们发执照,以便让朕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是好人(合法的),哪些人是坏人(非法的),朕不想这么做,因为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管怎么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如果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去,你们的国王也不会允许的。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器重西藏喇嘛,这两个人都受到了世人的憎恨。皇考让你们在各省创建教堂,也有损声誉。朕曾竭力反对皇考这么做。朕怎么能允许有损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怎么能帮助你们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的教义?喇嘛教最接近你们的教,而儒家跟你们的教相去最远。你们错了,你们不过二十来人,却企图攻击其他一切教义。要知道你们自认为好的品质,在中国人身上也有,中国各种教派身上荒唐的东西你们也有。你们称天为天主,其实是一码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你们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受难和幸福——还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的吗?
……
难道我们满洲人祭祀用的竿子不是跟你们的十字架一样荒唐吗?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教义,你们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欧洲人夸夸其谈什么天主啊、天堂啊、地狱啊,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谁真的见过他说的那些东西?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你们要经常来朕这里,朕得好好开导你们。
雍正对于宗教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他阐明了对天主教的态度。禁止但不敌视,能够理解但对中国毫无用处,不过一种宗教一旦生根,就很难禁掉了。十年,在广州发现十五所秘密的天主教堂,传教士中中国人比西洋人还多,教徒有一万两千多人。
恰克图条约
中俄自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渡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没有矛盾和冲突,军事上的冲突没有,但是在边界问题和通商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实行扩张政策,屡次对外征战,军费高昂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沙俄急需和中国通商来赚钱。在康熙三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六年间,俄国官方和中国进行了十次贸易,每次俄国商队都超过了规定的二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八百人。然而,沙俄就像一条贪婪的鲨鱼,一方面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还寻思着蚕食中国土地,尤其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蚕食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沙俄还经常引诱中国边民,教唆他们叛逃。沙俄种种不法的行为激起了康熙的愤怒,五十七年,康熙禁止俄国商队入境。
俄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国家,康熙一强硬,他们就软化。康熙五十八年,俄国派遣特使伊兹马伊洛夫出使中国,缓和中俄矛盾。伊兹马伊洛夫说好话后,康熙同意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沙俄说好话不做好事。
康熙六十一年,得知俄国和准噶尔互通信使,立即召见俄国的驻京大使郎克,指责俄国政府违约。郎克狡猾地说,自己只是商业代表,这个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郎克的话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任务就是负责商业方面的事情。康熙很生气,立刻把郎克撵出中国,随后将俄国的商队全部扫地出门。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俄国单方面的破坏。
雍正继位之后,继承了康熙的对俄政策,拒绝让俄国商队进入中国。这下,俄国政府没辙了,只能降低姿态跟雍正和好。雍正三年,沙俄派萨瓦伯爵率领代表团来华与清政府谈判。萨瓦临行前,俄国外交部授予他四十五条训令,商业部交给他二十条训令,另外,沙皇还给了他一些“锦囊”。
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主要有:一、和中国缔结商业往来的条约,如果不能扩大商贸的话,至少要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往来;二、如果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境问题,为了核心的商业利益,应该在边境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一些让步;三、在和中国划定疆界时,不要把矿区、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要地划给中国;四、告诉中国,俄国已经决定引渡八十四名叛逃者;五、设法让卡尔奇特斯基主教秘密进入中国,然后设法为他争取在北京居住的权利,再设法让他拥有到全国各个郊区巡视和传教的权利,还必须设法让中国同意给主教一块地方建教堂;六、尽可能准确地探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资源。
这次谈判一共持续了两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谈判地点在北京,第二阶段的谈判地点在边境处布拉河。
第一阶段的谈判持续了半年多,俄国为了让中国尽快通商,收买了中国官员马齐。马齐向俄国代表团反映了中国方面的态度,由于沙俄急于和中国通商,中国也急于解决边境问题。经过三十轮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两国互相引渡逃犯,每三年俄国商人可以自费到北京进行贸易,中国同意俄国在北京设立教堂,派遣留学生。
第二阶段的谈判在布拉河畔,清政府这次派出的首席谈判代表是隆科多,第二阶段的判断主要是确定边界。在边界问题上,隆科多寸步不让,从而让谈判陷入僵局。像隆科多这种强硬的态度最适合对付俄国人,可惜后来雍正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把他调了回来,接着便开始把隆科多往死里整。隆科多被调走后,策凌当上首席代表,从前面我们知道,策凌打仗非常勇勐,但谈判显然不太内行。
经过四十八轮谈判,策凌与俄方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俄方代表萨瓦签订这个条约后,立即向沙皇报喜,说又得到了大片领土,萨瓦直言不讳地说:“新的边界,对俄国极其有利,俄国领土实际扩展到蒙古境内好几天的里程,有些地段甚至有几个星期的里程。”
萨瓦洋洋得意地说,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隆科多被调离,另外收买了一些中国官员,得到了一些情报。萨瓦甚至把新修建的堡垒的功劳也算上去,好像中国对这个新堡垒产生恐惧心理,才签订了条约。
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1728年11月1日),中俄正式在恰克图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条约》表面上对中国不利,俄国占了大便宜。但当时情况比较特殊,准噶尔问题让雍正至为头疼,所以他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以便稳住俄国,好全力对付准噶尔。雍正签订这个不太平等的条约确实付出了不少的代价,像雍正这么精明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不愿付出这么大代价的。
当然,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没有身临其境,就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第十二章 雍正暴毙之谜
在专制时代,雍正算得上是一个勤政的好皇帝,自诩不好色也不好酒,可惜这始终是一种疑问,美酒佳肴,再加上后宫一大堆美女,一个人需要多么强悍的意志力才能抵抗啊!
我们无法推知雍正是否好色,却可以肯定他沉迷于道佛和丹药,雍正死后没几天,乾隆就下了一道谕旨,把炼丹的道士全都赶出宫。乾隆这么做,似乎是在暗示雍正的死可能跟道士和丹药有关。
吕四娘寻仇
十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不可否认的是雍正在执政期间,改革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他用十三年时间翻修大清这座已经开始腐蚀的巍峨大厦,直到他死,都没有竣工。不过,他已经做了绝大部分的事情。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凌晨,一股阴风吹过圆明园,大清最具争议的帝王雍正驾崩,享年五十八岁。
关于他的死,众说纷纭,疑云重重。因为雍正走得实在太匆忙了,从生病到死亡不到三天的时间。
在雍正首席秘书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中有详细记载,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偶感不适,但仍然像往常一样听政。二十二日,雍正身体不好,半夜二鼓的时候,急召王公大臣进宫,张廷玉和鄂尔泰等人纷纷赶往圆明园。二十三日子时,雍正就龙驭上宾。
雍正因为死得过于仓促,难免有人揣测他的死因,加上雍正生前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说他是遇刺毙命的。这种说法大多见于稗官野史中,如《满清外史》《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据说这个刺客叫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
雍正六年,发生了吕留良文字狱,吕氏一门,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流放。唯独吕四娘聪明伶俐,带着母亲逃了出来,躲在民间,隐姓埋名。后来吕四娘遇到了武林高手甘凤池(李卫抓住的那个没有骨气的“侠客”),甘凤池教四娘武艺,四娘勤学苦练,终于练得一身好武功。后来,吕四娘乔装改扮,偷偷混入宫中,在雍正睡熟之时砍下他的脑袋。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相信,1981年的时候,考古学家曾经想发掘雍正的泰陵,开棺验尸,判断这个传说的真假。还没有动工的时候就接到上级的通知,停止了泰陵的发掘工作。
还有一个版本的说法是文字狱后,吕四娘偷偷混进宫里,以宫女的身份伺候雍正,伺机得手的。
这种说法不太可信,并不是因为太离奇而不可信。而是跟事实不符,吕留良案子之后,吕家并没有漏网之人。雍正八年,社会上有谣言说吕家有漏网之人,雍正便讯问李卫:“外间传言说有吕氏孤儿,一定要好好追查,如果查出有吕氏孤儿,朕可不能轻饶你……”
李卫不久上密折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全都徒刑,连吕留良父子的坟墓也派人重重监视。”李卫的性格我们知道,做事情认真负责,是雍正朝第一大直脾气的清官。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吕四娘,是不是有可能混进宫里呢?也不太可能,在清朝罪犯没入功臣家为奴的例子不少。但雍正对吕案却没有这样处置,因为吕案关系重大,属于情节严重的犯人,所以只能发到宁古塔,做披甲人的奴仆。
既然不太可能,为什么吕四娘刺杀雍正流传了两百多年呢?其实野史的这个传言还是来自雍正的宠臣鄂尔泰的传记。
根据《鄂尔泰传》的记载,雍正暴毙的那天没有任何异样,跟往常一样上朝,午后忽然召鄂尔泰进宫,此时,外间已经风传雍正暴毙的事情。鄂尔泰来不及套上马鞍,就往宫里飞奔,以至于腿骨都磨出血,入宫以后,鄂尔泰在宫里待了三天三夜才出来,没吃一顿饭。当时天下太平,而且乾隆已成年,为什么仓皇到这个地步呢?所以,人们纷纷猜测遇刺说或许是真的。
然而,这个证据也不可靠。查看鄂尔泰的十几种版本的传记,只有袁枚的《行略》中有类似的记载。但是里面也没有提到雍正当天就驾崩了,更没说到鄂尔泰几天没吃一顿饭。而且《行略》的记载本身就有夸大和渲染的倾向,不是严格的史书。
其实,雍正真正暴亡的时间可能是二十二日晚上,也就是说比史书记载的死得更突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史官之所以写成二十三日子时就是为了削弱暴亡的效应,给人感觉雍正的死亡推迟了一天,其实时间相隔很短。
袁枚可以算是鄂尔泰的一个门生,后来受鄂尔泰的后人之托为老师写传记,自然想突出雍正驾崩之时鄂尔泰的那种急切焦急,之后又写鄂尔泰拥立新君,袁枚把这些功劳全都堆到鄂尔泰一人身上。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雍正驾崩之时身边有很多人,包括大学士张廷玉。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雍正不是被刺杀的,更不是被吕四娘刺杀的,那为什么这个传言的市场这么大?
首先,跟雍正这个人有关系,雍正干了太多在一般老百姓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譬如谋父夺嫡、逼死兄弟、抄家流放等等,有些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因此,一般的人对这个皇帝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自然希望他不得好死。而且雍正的性格非常奇怪,给人很神秘的感觉,人们连血滴子都能想象得出来,那么吕四娘又为何不能刺杀雍正呢?
其次,汉人对满人的统治一直心有不甘,雍正上台之后为了维护统治又实行了铁腕政策,百姓是敢怒不敢言。杜撰一个像吕四娘这样的巾帼英雄,可以满足内心深处的遗憾,我们汉人的一个女子就杀掉了雍正,这跟谣传乾隆是陈阁老的儿子性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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