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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全八册]-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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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深知官员上书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关键，如果大臣们都不敢上书，必然会导致言路堵塞，吏治不畅。所以，嘉庆颁发求言诏，表明自己欢迎官员们发表言论。为了让官员们去掉心理包袱，嘉庆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为乾隆时期因为直言而获罪的官员平反，甚至对蒙冤者公开赞扬，加官进爵。
在乾隆时期，有一个叫曹锡宝的官员曾经上书参劾和遗跞淌破廴耍幌氲讲芪Ψ炊淞烁鑫芟菰栽叩淖锩艿酱Ψ！＜吻烨鬃晕芪ζ椒矗档笔本俪渖芪θ茨芄患岢肿约旱某嫉溃晃非咳ǎ毖越桑且桓鎏秋ｏ５内撼肌Ｏ裾庋某甲硬唤霾挥Ω么Ψ＃矣Ω弥厣汀�
嘉庆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朝廷群臣，许多大臣纷纷站出来解囊献策，指出朝廷内外种种弊政。嘉庆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知道身上的责任沉重，这说明他早已看到了乾隆盛世所暗藏的危机，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很多事情都以身作则，以达到上行下效的目的。为了缓解经济问题，他主张勤劳节俭，表示终止父亲南巡的传统。
即使是乾隆，晚年也对六下江南表示后悔，曾说过：“当皇帝六十年，没有犯什么大错，只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好心办了坏事。”
我们很难说白莲教起义跟乾隆的奢靡之风有多大的联系，但乾隆治下，吏治腐败、贪官横行却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白莲教起义和乾隆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嘉庆用了九年的时间平定白莲教，花去了两亿两白银，这些钱相当于清廷四年的财政收入。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嘉庆大搞捐纳，捐纳可以缓解经济窘迫，但是也会加剧官场颓风。根据雍正的说法，那些通过捐钱当上官的人不仅不知感恩，发愤报效国家，反而志趣低劣，拼命敛财收回之前捐出去的钱。
他们要敛财，就必须搜刮人民；搜刮人民，难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之前，他们捐钱为国家平乱，结果他们自己扰乱社会，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捐官制度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乾隆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弊端，所以他下令子孙后代永远取消这个制度，虽然乾隆曾因为一些特定的需要也实行过捐官制度。
根据清宫档案的记载，嘉庆朝的捐纳情况是最严重的。嘉庆时，国家问题特别多，财政明显不足。为了缓解经费问题，嘉庆不得不实行捐官制度，将这些钱用在剿匪、治河、军需等方面，甚至有时候连皇家的一些用钱也靠捐纳解决，可以想见当时财政窘迫到何种地步。
许多有钱的商人纷纷出钱为国效力，其中也有像潘致祥这样的洋商，他和盐商温永裕在嘉庆四年（1799年）各捐二十万两银子犒赏有功的官兵。嘉庆五年（1800年），温永裕和吴叙慈等人再次捐钱五十万两平定川陕一带白莲教。嘉庆十九年（1814年），洋商公会联合捐钱二十四万两，盐商公会联合捐钱十六万两，用于军费开支。嘉庆十年（1805年）时，黄河、淮河发生大水，徽商鲍漱芳捐米六万石、麦四万石救济灾民。后来，鲍漱芳还带头募捐了三百万两银子开山归海，修理河堤。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对于捐纳，嘉庆是非常欢迎的。这并不是因为嘉庆不知道捐纳的坏处，只是当时国家问题太多，而且多是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嘉庆对富国强民的渴望。他急切地想把国家治理好，有些饥不择食的味道。
当然，嘉庆的努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至少出现了一些表面上的转机，但是清朝已经积重难返，嘉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吏治腐败，第二是制度落后于时代，第三是西方的崛起。
第三章 白莲教风云
就在大家感觉天晦地暗的时候，白莲教教徒来到了人们中间，好比耶稣来到生活在罗马暴政之下的人群中。他们向百姓宣扬：“信仰白莲教吧，从此你们就可以获救，没有生命危险，不用一分钱就可以走遍天下。加入我们吧，只要我们有一口吃的，你们也会有。”
官逼民反——历史再循环
我们再回到禅位大典吧，体会一下那普天同庆的一幕，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灾难会来得这么快。如果是天灾尚可以理解，可惜偏偏是人祸。
禅位大典之后，性喜奢华的乾隆举办了盛大的千叟宴，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川楚一带的人民却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这是非常讽刺的，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乾隆没有料到在他的统治下，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当乾隆在千叟宴上满怀盛世豪情之时，警报已经传到了京城。
在清廷档案中记载了对白莲教起义原因的调查，直接原因是教首宋之清被清廷抓捕处决。宋之清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一带传教，秘密策划反清活动。事情败露后，地方官开展地毯式搜捕，逮捕了以宋之清为首的六十七名教徒首领。宋之清被凌迟枭首，其余人全被斩首。
这次起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直接打出了“官逼民反”的旗号，其他起义大多也是官逼民反，但像白莲教起义这样直接将官逼民反堂而皇之地打出来还是很少见的。
在乾隆中后期，皇室贵胄和地方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无以为业。许多人拖家带口逃到深山老林里，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乾隆末年，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发生了天灾，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当时逃到山林里的百姓最多达到百万人，这样庞大的一群失去生计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
就在大家感觉天晦地暗的时候，白莲教教徒来到了人们中间，好比耶稣来到生活在罗马暴政之下的人群中。他们向百姓宣扬：“信仰白莲教吧，从此你们就可以获救，没有生命危险，不用一分钱就可以走遍天下。加入我们吧，只要我们有一口吃的，你们也会有。”
对于受难的劳苦福斯，这些话如同福音。救世主来了，不跟着他又跟着谁呢？就这样，白莲教的队伍迅速膨胀。
星星之火，很快燎原，当白莲教在全国蔓延开来时，清廷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剿抚。
在剿抚中，最为给力的是四川南充县一个著名的清官，此人名叫刘清。由于刘清官声很好，在四川一带颇有名望，所以很多起义军都被他“安抚”了。对于招抚的义军兵民，刘清也非常爱护，这无疑对义军构成了一种可怕的威胁。义军宁愿官兵残忍一点，这样也好全力反抗，可是一旦刘清这样的人出现了，你去打他又显得自己不义，是刁民所为。像刘清这样的人，对义军来说是一股令人纠结的反对力量。
当时四川的起义军用颜色作为军号，有点儿类似于八旗。白号的首领王三槐骁勇善战，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过于相信刘清。刘清把他骗到清军大营后，居然将他逮捕，解送到京城，随后被处决。
到了京城后，嘉庆亲自审问王三槐。王三槐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是要造反，是那些当官的逼我们造反。”
嘉庆虽然生气，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几分道理，问道：“难不成四川就没有一个好官吗？”
王三槐答道：“只有刘青天一人而已。”别人把他卖了，他还记着别人的好。
刘清虽然出卖了义军首领，这个首领却为他做了一次临终宣传。从此，刘清名扬天下，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清官。
清官不好当，虽然刘清功劳很大，但是清廷却把功劳都给了将领勒保等人，只字不提刘清。这个很好理解，刘清在“贼众”中名声很好，在清廷看来，如果重赏刘清，等于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刘清属于典型的吃力不讨好的官员，分好处的时候拿不到，碰到了要作战或是安抚，总是让他亲往第一线。事后，刘清仍然经常亲自到白莲教大营安抚，大家因为王三槐的事都不再敢轻易相信他，不过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清官，所以不忍心杀了他。
刘清先后招抚的人超过了两万，大家并没有因为他骗取了王三槐的信任而怨恨他。从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当时百姓深受贪官污吏之害，难得出现一个清官，大家都知道珍惜，哪怕这个清官出于某些原因伤害了大家的感情。
嘉庆后来发了一道上谕，承认白莲教起义是“官逼民反”，对起义的福斯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他把责任全都推到和砩希衔倭偶耪饷锤苁呛瞳｜一手造成的。
嘉庆认识到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代理人——也就是官僚集团跟人民的关系。尽管意识到这个问题，嘉庆却没能解决，有人说嘉庆性格优柔，手段平庸，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对嘉庆求全责备，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很少有人能解决。
这里顺便说说刘清的结局，刘清的结局不怎么好，但也不怎么坏。白莲教平定之后，嘉庆亲自召见刘清，高度赞扬他是一个大清官，是巴蜀人民的幸运。嘉庆还准备提拔刘清为四川布政使，相当于省内二把手，主管财务。然而，刘清却以才力不够拒绝了。
刘清真的才力不够吗？不是这样的，刘清很明白，如果自己担任布政使，一定会认真清理整顿财务，这样做必然会得罪很多人。如果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不符合自己做官做人的原则。权衡之下，还是不当这个官。所以，刘清改而请求嘉庆给自己一个武官的职位，于是嘉庆让他做了山东登州总兵。
女中豪杰王聪儿
在白莲教起义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王聪儿。
王聪儿是湖北襄阳人，出身贫苦，父亲是衙门里的一个勤杂工，工资微薄。后来，王聪儿的父亲因劳累而重病，由于无钱医治，很快就去世了。
从此以后，王聪儿就跟着母亲到处流浪，靠打短工和乞讨为生。童年时期的王聪儿就饱尝人间苦楚，后来母女俩实在活不下去了，母亲只好把她卖给一个马戏团，王聪儿聪明漂亮，吃尽苦头之后，终于成为一个“流浪艺人”。
在跟着马戏团流浪的日子里，王聪儿更是阅尽人间沧桑，看到社会角落里种种黑暗和肮脏，这跟乾隆看到的世界完全是两样。自高自大的乾隆只看到自己的文治武功，丝毫没有看到文治武功背后百姓悲惨的生活。
生活的艰辛、世道的腐败让王聪儿很早就有了一种反抗意识，她恨透了腐朽的清王朝，恨透了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
闯荡江湖的时候，王聪儿结识了白莲教众，并成为其中一分子。十六岁时，王聪儿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这个人是襄阳的一个差役小头头，名唤齐林。齐林是身在衙门心在白莲教，两人这一结合，不仅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也激荡出了事业的豪情。
让齐林非常吃惊的是，王聪儿组织能力非常强，白莲教很多人都很崇拜她，这个二十来岁的女人居然是谋划起义的首要人物。在起义之前，王聪儿已经是湖北白莲教的首领了。
齐林和王聪儿计划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元宵节起义，夺取襄阳县。没想到计划败露，齐林被清廷捕杀。失去丈夫后，王聪儿更加悲愤，但她没有消沉，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在众人的推举下，当上了起义军的领袖。王聪儿豪气干云，视封建礼教为粪土，当众剪去长发，横刀跃马，领导着教众走上轰轰烈烈的反清之路。
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王聪儿带领齐林的徒弟姚之富和齐林的哥哥齐国谟等人，在襄阳黄龙垱发动起义。
王聪儿是一个头发长、见识也长的女人，她努力把乌合之众改造成一支有纪律、有编制的军队。她将起义军分成五营，还设立各级文武官员，用“万利”作为年号，造反本就是“一本万利”的好事，本就是性命，利就是江山。王聪儿还提出了“兴汉灭满、未填承运”的口号，比孙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提前一百多年。
在襄樊，王聪儿与清军展开大战，结果清军溃不成军。胜利之后，王聪儿带着义军奔向荆楚重镇襄阳。义军将襄阳城团团围困起来，不过襄阳是个军事重镇，要想攻下来没那么容易。而且嘉庆紧急调遣各路兵马支持襄阳，在清军的围堵之下，王聪儿只好放弃攻取襄阳，带着义军战略性撤退，来到河南，在邓州、新野一带和其他义军会师。
王聪儿与清军的第二次大战发生在湖北安陆府钟祥县。战争贵在神速，当王聪儿带领军队抵达钟祥时，清军才反应过来，匆匆调遣陕西总兵杨秀前去堵截。杨秀兵力有限，在起义军大潮面前显得相当弱小。钟祥很快沦陷，被义军占领。
嘉庆手忙脚乱，痛骂王聪儿是众贼之首，让总兵永保整合湖北军队，对王聪儿实行围剿。
面对清军的围攻，王聪儿显得相当镇定。她没有选择被动挨打，反而根据地形主动出击，经常打得永保措手不及。她还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假装攻击清军的粮仓，吸引清军的兵力，从而让清军兵力分散，疲于应付。
永保被王聪儿整怕了，这个女人实在太厉害。永保想，与其等着被骚扰，不如选择一个特别的日子全力出击。永保选择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发动突然袭击，准备速战速决，攻下起义军大本营。
可惜，他还是低估了王聪儿。王聪儿事先侦察到清军进攻的计划，做好了周密的部署，当清军到来之时，发现起义军早已准备好。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激战到深夜，双方都死伤惨重。由于起义军拖家带口，王聪儿决定兵分两路撤退。清军穷追不舍，在陈家河一带，起义军调转马头，痛击清军，歼灭了大量的清军。
嘉庆非常气愤，将满腔怒火发泄到永保头上，下令将永保逮捕入狱，换上了惠龄。这一战胜利后，王聪儿感到一丝安慰，这些天来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却也让她深深体会到造反大业的艰难。
陈家河告捷不久，四川白莲教的首领徐添德和王三槐分别在达州和东乡发动起义。确认此事后，王聪儿决定带领军队进入四川会师。为了摆脱清军追击，王聪儿将起义军分成很多队，忽东忽西，让清军不明所以，被王聪儿牵着鼻子走。沿途，王聪儿劫富济贫，更多的人加入起义军。
没多久，王聪儿就在陕西汉阴与高均德会师，又在镇安与王廷诏、李全会师。清军被王聪儿的迂回战术彻底搞蒙了，疲惫不堪。嘉庆气得七窍生烟，痛骂惠龄无能。
在镇安会师后，王聪儿故意作出向北进攻的架势，结果清军立即中计，将兵力调到北边。王聪儿见此，立即带领主力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汉水。当惠龄赶到汉水边时，只能对着江水发呆了。
嘉庆彻底对惠龄失望了，立即将他革职，换上陕甘总督宜绵。
王聪儿渡过汉水后，清军副都统阿尔萨朗慌忙派兵拦截，也许是太慌乱了，阿尔萨朗赶到后，和起义军激战，不幸中枪身亡，清军的前锋参领和副参领也都阵亡。这一战，起义军歼灭清军健锐营千余人。
此时，四川首领徐添德率领的起义军正被清军包围，处境艰难。王聪儿长枪一指，迅速奔向清军的后方，对清军发起了勐攻。面对猝然袭击，清军慌忙调转枪口。看到援军来了，徐添德的部队大为振奋，和王聪儿前后夹击，打得清军落花流水。
造反是件悲催的事
川楚白莲教会师将整个反清起义推向了高潮，但高潮往往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低潮的到来、败亡之路的开始。
这次会师在史书上又被称为“东乡之会”，十几万起义军第一次聚在一起，真有天南地北兄弟来相聚的感觉。表面上，会师之后，起义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了。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自古造反的人，自刘邦、项羽以来，就是貌合神离。大家本来都是平起平坐的，这个时候谁也不甘心推举一个最高领导人，然后大家都听这个领导人的命令。虽然这么做，无疑对造反大业有利，但人性的特点告诉我们，肯定是谁也不服谁。当王的感觉多好，谁也不想受别人制约。
结果，起义军首领们商议后，决定用不同的颜色作为起义军的旗号。襄阳王聪儿和姚之富率领的起义军用黄色作为旗号。
会师之后，起义军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各个首领斗得相当厉害，各自都想称王称霸，至少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王三槐就是因为不堪起义军高层内斗，转而被清官刘清收买。
面对革命火势的蔓延，嘉庆采取了坚壁清野和训练团练的策略，给予了起义军沉重的打击。团练和乡勇往往比清廷正规军还能打，而坚壁清野的政策又让起义军缺少粮草来源，与群众隔绝。
当困境到来时，起义军并没有齐心合力，共渡难关，反而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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