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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票证年代的日常生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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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副主任张权，陶小霜在心中默念。那医生抬头看向她俩时露出了胸口的名牌。
张丽走过去，亲昵的叫了声，“大伯，我们来了”，然后用搁在屋角的热水瓶给桌上空空的茶盅满上了水。
刚从浙江出差回来的张权看着侄女，有些无奈地叹口气，“把病历本给我吧。”
张丽忙把随身带着的陶小霜的病历递给了张权，“大伯，你看嘛——她确实是高烧，都烧到昏迷了，难道还不该开票吗？”
张权翻了翻病历本，“按院里上次开会时定下的标准，只有39度才能开票……”
“大伯”，张丽拉着张权的胳膊直摇，“陶小霜可是昏迷了两天的，谁敢说她没有烧到过39度？”
听到这里，陶小霜已经明白张丽所说的好事是什么了。她心中一喜，颇为期待的静静地站在一旁听这伯侄俩说话。
他们说到的票是指沪上今年才有的一种特殊的票证——西瓜票。
在往年，只要一进梅雨季，西瓜就该开始上市了。在沪上，最常见的西瓜叫解放瓜。解放瓜的瓜皮浑圆，面上长满黑色的花纹，瓜瓤是深红色的，水多汁甜。上了一天班，满身热汗的回到家，杀一个解放瓜，一家人分吃，那滋味就别提多美了。不想按个买的话，西瓜也可以切片零买，小片的大约是五分钱一片，大片的则一角钱一片。一直以来，吃西瓜解暑可是上海漫长的夏天里难得的享受，但今年市民们大多都吃不到西瓜了。
原因嘛，据说是因为今年上海附近的西瓜产地都出现大幅的减产，所以虽然蔬菜公司在郊县还是统购到一些西瓜运来了市区，但数量太少并不对外公开销售，而是和奶粉、牛奶、麦乳精一起成为了病人专供。通常情况下，奶粉是婴幼儿的专应，牛奶、麦乳精是营养不良病人的专供，而今夏的西瓜则是高烧病人的专供，想买这四样就要拿出医生开的证明。
只有开到发烧证明才能吃上西瓜？这消息一经传播，‘西瓜票’之名立马就被叫开了。不到一星期，市区里大大小小的医院接诊的高烧患者数量翻了几倍。
半个月前，医院系统开例会，一个老院长拍着桌子哭笑不得地说，“同志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医院都成了卖西瓜的小摊了！”
这次例会开完后，西瓜票怎么开的章程算是有了：那些拿以往病历充数的，开十滴水就能治的，走后门的，以后一律不准开票，只有发烧到39度以上并且住院的病人才能开西瓜票。
陶小霜的病历上虽然写着她昏迷了两天，又做了脊椎穿刺，但记录下的最高体温却只有38。5度，严格来说并不符合标准——拿着这份病历去找主治医生要求开西瓜票，能不能开到全看主治医生的心情了，张丽和陶小霜的主治医生并不熟，所以她就带陶小霜找上了张副主任。
被疼爱的侄女抢了话，张权也没生气，相反他看了眼陶小霜，随后就从抽屉里拿出处方单，提笔刷刷几下就开好了证明。
“好了”，说着他熟练的在印章盒里捡出一小圆章，正准备沾红油墨，张丽“哎呀”一声，阻止道，“开一张哪够啊，大伯，住院5天就得开5张呀！好不啦！好不啦！”
张副主任被侄女嗲得没法，只有大笔一挥又开了两张。
张丽其实也不指望能开上5张票，她拿着三张西瓜票笑嘻嘻的说道：“所以我不找系上的那些小医生，只有主任才能这么爽快呀！”
站在一旁的陶小霜见状忙对张权道谢：“张主任，太谢谢了，今天麻烦您呢。”
见副职称正阶，这简直就是人际交往中的常识。
张权听着屋外走廊上远去的脚步声，摇头笑了笑，拿笔在陶小霜的病历上加了几行字，‘因体温38。5度，酌情……’
身为内科副主任，张权本来就常年负责巡查各科室，在一份病历上加几句诊断也不为过，至于他当日是否在医院，只为了几张西瓜票，没人会这么拎不清。
陶小霜和张丽分开后就回了病房。小心地把西瓜票收好后，她想到这几天张丽的种种举动，就有些奇怪——这张护士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热情呢。
想了想也没有什么头绪，陶小霜就暂时放下了这事，她起身拿上水杯，准备去护士室倒一杯酸梅汤。
今天，医院里有不少人都被叫去参加游/行了，所以刚才内科办公室里才只有张权一人在。陶小霜去到护士室时，里面也只有一个留守的中年妇女，看穿着不是护士，而是清洁工。
陶小霜进去时她抬头看了一眼，就又低头专注于手上的毛线活了。
陶小霜查看两个热水瓶，发现酸梅汤已经全喝完了，只好倒了一杯热开水。正准备离开时，她无意间一瞟——热水瓶的旁边放着一个小黑板。那黑板上整齐的列着护士的值班表和每人负责的床位。
本来只是随意地看一下，陶小霜却惊讶的发现：张丽在她苏醒的那天正好负责自己的床位！
陶小霜低头看向自己的右手。过了好几天，原本显眼的紫药水已褪色不少，可以看见右小臂的皮肤上还有不少红斑，许医生检查后说这些红斑会起疤，等疤掉了也就没事了。
原来是这样，陶小霜不久前的疑惑豁然而解，张护士那么热情原来是想补偿自己呀。
苏醒的那一天，陶小霜刚逢大变，护士长又大包大揽地道了歉，她还以为工作失误的是护士长，而徐阿婆再来医院时也没提起过这事，所以她的错认直到现在才解开。
站在小黑板前，陶小霜想了一会，然后出了医院，在一家烟纸店里，她用身上最后的2分钱买了一个信封。
回到护士室，陶小霜问还在忙毛活的清洁工，“阿姨，请问一下，张丽护士的桌子是哪张呀？”
中年妇女头也不抬，伸手一指，“就那张。”
张丽和三个护士合用靠墙的一张桌子，陶小霜走过去，很容易的找到了张丽的位置。她坐下来，从用过的便签上截下一小张白纸，借用桌上的一只铅笔开始写：
张丽姐：事已知。何人不犯错，知错能改就还是好同志。
陶小霜敬上。
写完后，她把信封好，在封面上写上‘张丽护士收’，然后把信压在张丽的口杯下面。
走出护士室时，陶小霜莫名的心情不错，连脚步都轻快不少。
……
下午4点刚过，二舅程谷华和表哥程迎军就到了医院。
程谷华仔细的打量了陶小霜一番，有些担心的问道：“你脸色不好，医生怎么说？”
“二舅，没事的，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陶小霜笑着说。
程谷华点点头，他穿着工作服，应该是直接从厂里过来的，陶小霜就问程迎军：“怎么这么早过来，你们吃了晚饭没有？”
程迎军正喝水，咽下后说：“没吃。二舅也去参加游/行了，结束后我们直接过来的，阿婆有些中暑，先回同寿里了。”
听到徐阿婆中暑了，陶小霜担心的追问：“外婆没事吧，在游/行途中没有摔倒吧？”要知道老年人是最忌讳摔跤的。
这时，程谷华休息好了，就站起身来，“小霜，你阿婆没事，我去结账。迎军，你把包提到楼下去。”二舅一向寡言，交代后就出了病房。
在两年前学校组织的几次学军拉练中，陶小霜掌握了一门高级技能：给她一根绳子，她就能把一堆横七竖八的杂物绑成一包，还能打出方便手提的十字结来。有此技能在手，虽然身体还有些虚弱又肚子打鼓，陶小霜还是早早的把带来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捆成了三包放在床板上。
程迎军提起了其中两包，陶小霜则抢着去提最后一包，“迎军哥，这个我来。”
“好吧，你要是拿不动了就给我。”程迎军想着就提到楼下也就同意了。
两人提着包下到一楼的大厅时，二舅刚好从挂号处过来，“小霜，给舅舅吧”，说着他从陶小霜手上拿过包裹。
“二舅，这次的医药费多少啊”，程迎军好奇地问。
二舅回答道，“5块5。”
第11章 小劳保
二舅程谷华在一间名为光华的被单厂上班，是六级工，每个月不算加班费的硬工资是62。75元，5块5，还不到他收入的十分之一。
就这样，程迎军还嫌贵地咋了咋舌头——大舅家是“大劳保”家庭，从小到大迎军和采红在看病上就没有花过钱。
在1968年，工人家庭的看病住院是可以不为医药费发愁的。
在这个年代的中国，凡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都享有“大劳保”，单位不仅会负责职工的全部医疗费，连职工家属的医疗费也可以报销。而集体所有制的职工则是“小劳保”，只全报本人的医疗费、家属的医疗费原则上只报一半。
不过，在实际报销时，因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又分为直属中央、市级、地方三级；而集体所有制单位则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所以，实际上能报销多少，就需要看职工所在单位的性质及其具体规定了。事实上，街道管理的小集体，职工本人都没有免费医疗的权利。
这里的职工家属一般是指其父母子女，所以陶小霜用的是母亲程谷霞的‘小劳保’——程谷霞在虹口区港务局下的轮渡公司作票务员。轮渡公司性质上属于小集体，不过因为公司效益好，职工家属住院时的挂号、床位、护理等医务费用都可以全部报销，只有买药的药费是报销一半的。
“走吧，回家”，程谷华带头出了医院的大门。
一走到街道上，陶小霜就感到浑身直冒热汗，大街上无遮无拦的，暑热真是比位于半坡有树丛环绕的虹口医院大多了。
欢送大游/行结束后；街上的景象和平日里相比有些不同。往常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正是产业工人们下班的钟点。他们离开工厂，或走路或骑车进而在大街小巷里形成声势浩大的回家的人潮；而今天街上的行人少了很多，不少人的脸上还带有疲倦的神色。
这种气氛下，急着回家的三人也无心交谈，径直往同寿里的方向赶路。
程家所住的同寿里位置靠近火车北站，是一个在建国前就有的老里弄。整个里弄由32栋石库门组成，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每8栋为一联排，有一个主弄堂两个支弄堂并四个出入口；整个同寿里就像在一横上画三竖，横竖之间是宽三米的主弄，三竖之间则是一米半的支弄。
埋头走了大概一刻钟，陶小霜远远地看见了同寿里主弄口的过街楼。再往前走几步，过街楼下方门洞顶上拱形的西式浮雕牌匾跃入眼中。半旧的牌匾是金地红字的，正中‘同寿里’三个正楷的大红字看来特别显眼。
陶小霜三人刚走到主弄口，就有人上来和他们打招呼了。
“程二，接侄女回家啦。小霜呀，让阿婆看看，哎呀，才几天不见你都瘦了。”说话的是和程家住一栋石库门的老邻居王阿婆，她是看着程家的孩子们长大的。
“王奶奶，我没事了。”陶小霜笑着回道。
“快回去，你阿婆做好了饭，就等着你们呢。”王阿婆笑咪咪道。
听了这话，陶小霜有些悬着的心完全放下了，看来外婆的中暑是真没事了。
“我早饿了……”饥肠辘辘的程迎军冲在了前面，二舅也默默加快脚步。
同寿里两面临街，有两个联排的石库门的一楼都是临街的铺面，程家就住在临街靠北的第二栋石库门4弄2号的二楼客堂间。
临街的石库门不置前门，住户出入都是走后门。陶小霜落在了最后，她刚踏进后天井，迎军已经把灶披间左侧的上二楼去的扶梯踩得‘嘎吱’作响。
刚走到门口，陶小霜就闻到了熟悉的油烟和煤烟混杂出的呛鼻味道。
这时正值6、7点的晚饭时间，在8月份这个点的天色还很亮，灶坡间里并不用开灯，除了程家的煤炉外，其他五家的煤炉前都有人在烧饭做菜。
灶坡间里烟雾弥漫，做饭的几人纷纷开口关心出院归来的陶小霜。
“陶小霜，回来啦。”这是王阿婆的媳妇李阿姨。
“总算是出院了，我们都担心呢”这是和徐阿婆，王阿婆一起在天台养鸡的张姆妈。
“嗯，阿姨，没事了。”
“谢谢关心，我好了。”
陶小霜不得不停下来一一回答。
“小霜姐，快上来，就等你吃面啦！”在二楼口子上等待的程采秀见状喊道。
“来了！”陶小霜朝几人点头一笑后，快步往扶梯走去。
……
孙齐圣嘴里叼着烟，站在自家的天台边上，看着陶小霜进了家门，只觉得她瘦了，陶小霜需要吃好点才能长肉啊！
深吸一口后，孙齐圣把烟头一吐，转身和正吞云吐雾的庄沙说：“眼镜，你和老鳖说我们最近要多约几组人打球，让他注意找人下注的事。”
庄沙兴奋地吐口烟泡，问道：“老鳖那肯定没问题的！既然要多约人——要不我们干脆两天打一场，一个月打满15场，怎么样？”
他们口中的老鳖是一个大龄社会青年，家住在同寿里附近，程迎军赢了1块钱的那个赌局就是他坐庄开的局。明面上，是他擅自用孙齐圣三人和人三对三的篮球赛来开赌局，其实暗地里，每次坐庄赢的钱老鳖都得分给孙齐圣三人7成。
聚众开局赌钱，这事可不小，被抓住的话老鳖准要二进宫，他只能也愿意拿三成的原因很简单：孙齐圣三人要干的活比他的重要。
首先，是约人。要让人愿意来看球赛并且掏钱赌输赢，这比赛的对手看起来必须和孙齐圣三人势均力敌甚至略有超出，还必须经常换人；否则就算是和体校的邹力他们打，多来几场人也不稀罕看了。
其次，是控场。要想坐庄的老鳖在赛后能‘吃’到最多的钱，那球赛就必须在孙齐圣三人的掌控下，是赢是输，是半场就定输赢，还是最后几分钟见分晓，这些都必须看上去是自然发生的，但实际上由三人在场上让其必然发生。
第三，是名声。孙齐圣三人的家庭出身好，和老鳖在旁人眼里就不是一路人，平日里也不打交道，所以没人会怀疑他和三人串通。老鳖没工作，只能吃成人里定量最低的25斤粮，和孙齐圣三人合作的一年多里，他每月能分到25元以上，他不怕二进宫，只怕吃不饱，事情败露对他不算什么大损失；而对孙齐圣三人则不然，事情露陷的话，流氓阿飞的帽子三人可就得戴上了。
也因为这三点隐含的风险，孙齐圣总是把斗牛控制在一星期两场。即使按照这个频率，孙齐圣三人每人每月还是能入账20块钱左右。
要知道，这时可是青工们喊着‘36元万岁’的年月！
在这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三低特征：低收入、低物价、低消费。
说到收入，在这时候全国工资最高的人是宋庆龄女士，作为国家副主席，宋女士领全国唯一的一个一级工资——每月579。50元。而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带头降薪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工资统统一碗水端平，全是三级工资404。80元。
而在几年前，墨色版面的第三套人民币里开始流通使用。这套人民币有7种面额，其中最大的面额是10元——这充分说明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10块钱作为大钞使用已经完全足够了。
至于物价，在沪上的统销粮店里，粮食的价格大约是：面粉每斤1毛5分，籼米每斤1毛4分，白粳每斤1毛7分；而在国营菜场里，统销的猪肉一斤卖8毛钱，凭票供应的大黄花鱼一斤卖3毛8分，当季的青菜一斤几分钱。当然，各种工业品作为紧俏物资价格另计。
而说到消费：这时候，大多数三代同堂的工人家庭每天三餐的花费不会超过2元；而刚进厂的年轻人在长达两三年的学徒期里只领工资18元就能做到经济独立，不用再伸手向家里要钱。
所以，这年月里每个月能有20块钱的‘收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三个还没有工作的半大少年来说就更是一笔天大的巨款了。
庄家是双职工家庭，庄沙的父母都在印刷厂工作，家里又只有庄沙一个孩子，所以他每个月能有1、2块的零花钱。这是一个足以让很多同龄人羡慕的数字了，也是孙齐圣的两倍，而家里经济困难的朱大友根本就没有零花钱可拿。
于是，这一年来庄沙和朱大友总是想多来上几场斗牛赛，而孙齐圣则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控制着比赛频率。如今。突然见他改变态度，不止是庄沙想干票大的，朱大友更是掐熄烟，狠狠道：“我们连打上一个月，把少赚的钱都拿回来！”
第12章 睡前
对着财迷心窍的两人，孙齐圣晒笑道：“想什么呢！打到9月份，你们不想分配了，毕工组的人可不是善茬。”
“对呀，差点忘了这事！”朱大友一拍脑门。
去黑龙江军垦是这次毕业分配里最烫手的山芋，这是沪上众所周知的一件事。今天全市出动把去黑龙江的人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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