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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辽新传-第5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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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参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页187）。这就表示，汉代法律不仅规定：无故私入民宅并有犯罪行为者，杀之无罪；还进而规定：政府官吏夜间禁入民宅，否则杀之亦无罪。此外，《汉书·胡建传》引托名的《黄帝李法》有云：“壁垒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穿窬不繇（由）路”意即不走正路而爬墙；这条托名黄帝的法律规则，似乎也是说私入民宅者可杀。
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指出，美国宪法第三修正案关于不得占用民房的条例、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得任意搜查的条例，其用意“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它的目的不是把邻居挡在外面，而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那么，居延汉简中那条“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的法例，不也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其目的不也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尤其值得留意的是，郑司农所说的“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也即汉律所称的“毋故入人室律”，甚至没有加上夜间因素这一限制；换句话说，不管白天黑夜，私闯民宅并有犯罪意图者，皆杀之无罪。这比起《黑夜史》所称引的西方中古“白天构成杀人罪的行为，到了夜间就成了正当防卫”的观念，要更为激进，更有利于住宅所有者。因此，根据汉律这一条例，说汉代已形成“私宅不受侵犯”的明确观念和法律，我以为是毫不过分的。
禁止无故进入私宅的律例，在汉代以后传承不辍。据《隋书·刑法志》，北齐律例规定“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这显然延续了汉律的精神。到了唐代，这一条款有所节制，加上了夜间因素的限制，如《唐律疏议》贼律条：“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这是说夜间无故闯入私宅，如果被屋主当场杀死，不论罪。此后，《宋刑统》完全沿袭了《唐律疏议》的条文。《大明律》的相关条例则作：“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这与《唐律疏议》、《宋刑统》大同小异；而以后的《大清律例》又完全沿袭了《大明律》这一条文。由此可知，从汉代到清代，对（夜间）私入民宅在法律上都是明确禁止的。这就意味着，假如那个日本留学生被误杀的案件发生在古代中国，那么，杀人致死的屋主也会像在美国一样，将被无罪释放。如果那个案例体现了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法律精神，那么，中国古代那么多禁止“无故入人家”的条例，不也体现出同样的“私宅不受侵犯”精神？
这种法律观念在古代中国不是一纸具文，而是真正深入人心的。可举一则笑话为证：两父子都在衙门里任文吏之职，有一晚父子一起赏月，父亲要儿子作诗一首，儿子遂以公文腔调作咏月诗：“凭甚文书离海外？给何路引走天涯？更有一般违法处，夜深无故入人家。”可见以“夜深无故入人家”为违法，已成为公众的普通常识了。
事实上，除了官方条文之外，所谓“夜入民宅，非奸即盗”，也是现代以前中国社会极为普遍的日常观念。我尝试通过网上搜索——也算是用所谓的e时代考据方法，发现这种说法在古代通俗文学中极为常见。例如：元代乔吉《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杂剧：“（王府尹）这厮说也说不过，夤夜入人家，非奸即盗，必定是个贼。”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律有明条，夜深无故入人家，非奸即盗，登时打死勿论。”又：“小人在巷中，只见这个人在人家楼室口搭桥走过，非奸即盗。”清代曹去晶《姑妄言》：“你夤夜直入我内室，非奸即盗。”清代佚名《续小五义》：“深夜入宅，非奸即盗。”佚名《施公案》：“夤夜入院，非奸即盗。”佚名《于公案》：“夤夜入宅，非奸即盗。”清末苏同《无耻奴》：“你可晓得无故入人家，是有罪名的么？”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说辞在当代港台武侠小说中尤其俯拾皆是，因为例子太多，兹不细举。我想，这一现象其实是个极重要的征兆：“夜入民宅，非奸即盗”的观念，在港台地区还相沿不绝；而在内地，经过几十年“大公无私”的思想灌输和制度示范，从“文革”的“抄家”，到当代的“拆迁”，积非成是，谁还知道禁止“无故入人家”本是吾国吾民的优良传统呢？谁知道“私宅不受侵犯”也是我们的法律精神呢？
“私宅不受侵犯”观在当代中国的失落
明白了“私宅不受侵犯”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失落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林达对日本人被杀案的认识，对美国宪法第三、第四修正案的认识，都与其立足于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有关。正因为林达也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已遗忘了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法律传统，都不知道我们也曾有过禁止“无故入人家”的成文法例，所以才会对美国“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会有那样深刻的感慨，对日本留学生被误杀一案会有那样强烈的思想震撼。林达在书中恰好提到：“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说中国‘文革’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美国人震惊于我们的“抄家”，正如有“抄家情结”的我们，也会震惊于美国人可以开枪保卫自己的家啊！
林达式的思路并不孤立，比如刘军宁先生那篇《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载《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也是如此。刘先生说：“18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发表的一次演讲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跨入这间已经破损了门槛的破房子……
穷人虽穷，但他头上的片瓦与脚下的立锥之地却是堂堂国王也不能任意剥夺的。在东方世界，在《红楼梦》中，相比之下的另一种情形是皇帝指向哪里，他的‘军队’就抄家抄到哪里。穿靴戴帽的官贼比野贼更为残暴、凶恶。任何华厦豪宅，风不能进，雨不能进，但帝王的军队、独裁者的卫兵可以随意进……正是有了国王也不敢侵犯的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才有了后来英国等西方世界的兴起。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使穷人受益的产权制度安排和对这种产权的进一步的破坏，中国在近现代才走向衰败，才引发了革命，才引发了改革。”刘军宁对西方“私宅不受侵犯”观念的礼赞，对“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种政治性修辞的美化，也正是针对当下中国的语境而言的，他的用意与林达不约而同，很值得我们的同情和共鸣。可是，从纯学理角度看，他将古代中国形容为“皇帝指向哪里，他的军队就抄家抄到哪里”的世界，并不符合历史；他又将中西文明在近代的成败，仅仅归因于一个财产权的有无，就更是过于轻率了。
我的基本看法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从君主权力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国跟其他古典文明一样，都不存在真正的政治自由；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从日常法律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国也跟其他古典文明一样，都存在着基本的社会自由。而“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和法律，作为保障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一项最低限度的指标，就是古典式社会自由的一个表现；它并不是近代的新事物，而是现代人权观确立以前就已形成的一种原始人权，是中西社会共通共享的古老原则。
只是到了近代以后，东西分流，西方式制度对于这种理念和法律更加发扬光大；东方式制度却将这种理念和法律摧残殆尽。经过对私有制的极端破坏，经过住宅的集体化（公家化），经过“文革”、“抄家”的狂飙，本来源远流长的“私宅不受侵犯”观念，已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无迹可寻，以致新生的自由主义者只会惊诧于友邦“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有精神了。这并不能证明新生自由主义者的浅薄，只不过证明了，经过无数思想清洗之后，我们的法律传统已被割裂，我们的集体记忆已被遮蔽。
最后，附带说一个有关陈寅恪的轶事以作结束。石泉、李涵先生的《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收入《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提到：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以防共为名，在当时的北平市进行了一次夜间突击搜查，逮捕了一批嫌疑分子，引起社会各界公愤；有13位大学教授联名宣言以示谴责，陈寅恪列名其中。作者两人去看望陈先生时，陈先生对此态度鲜明地说：“我最恨这种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盗！”由陈寅恪的反应，我们可以再次了解到“夜入民宅，非奸即盗”这种法律观在民间社会的普遍性。
在那个时候，陈寅恪已无法忍受国民党政府的搜查，而20年后，在他垂死之年，却亲身遭遇了更惨痛的经历：两年不断的抄家，大字报贴到他的床头，最后被迫搬家……此时的陈寅恪又作何想呢？他在被迫作“口头交代”时，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最能代表他的心境。他的家，还有当时千万人的家，已从个人的“城堡”沦为“死囚牢”，所谓“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至此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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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
三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经过罗贯中的润饰和众多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不幸成为谜案？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是谁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屡次易主，堪与吕布媲美？是谁让黄巾起义将士心甘情愿地鼎立扶助？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
本文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受作者之托，本人代为上传，敬请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曹操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类的肉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类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А逗杭汀贰⒒健逗菏椤贰⑿怀小逗蠛菏椤贰⒃瑫ァ断椎鄞呵铩贰⒐洹妒烙铩贰⑺锸ⅰ对蛹恰泛汀兑焱佑铩贰⑺韭肀搿缎菏椤泛汀毒胖荽呵铩贰⒘跻迩臁妒浪敌掠铩贰⑼跎颉④黝墶⑷罴段菏椤贰⒗肿省渡窖艄丶恰贰⒂蒌摺督泶罚约啊段郝浴贰ⅰ段何涔适隆贰ⅰ恫苈鞔返仁浚寄讶缛艘狻１冉隙裕逗好甲唷返哪谌葑钫媸担段Ч谙琳３率俚摹度尽繁还辖虾茫谌莨诩蚵裕搿妒芳恰泛汀逗菏椤废啾龋挥兄竞捅恚伊⒊∶飨云徊芪骸Ｖ炼┢冢晁鸭鲜鍪妨希直嫱欤恼螅闯杀嗄晔贰逗蠛杭汀贰Ｄ铣跛沃衅冢蛾视肿闯杉痛迨肥椤逗蠛菏椤罚撼肆跽选⑻瞥死钕汀⑶宄嘶荻暗妊д叨荚髯ⅰ！逗蠛菏椤繁纠疵挥兄荆跽呀韭肀搿缎菏椤防锏闹炯尤肫渲校云淠谌萦惺被嵊爰痛嗝堋�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操，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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