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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谈社会:公民心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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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个“让官员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很成问题。毛主席是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但那是对付敌人的。难道睢宁的官员，是“日本鬼子”？当然我相信，书记同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不能抓住这只言片语就无限上纲，搞“文字狱”。不过我还是想问，这句话“玩笑话”的背后，难道就真没有“群众运动”和“人民专政”的思维定势？
看来，睢宁当局，可谓“满腔热血，一脑袋浆糊”。
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不是政治教育，也不是道德教育，是常识教育。比如未经同意和授权，不得擅自公布公民个人信息，就是常识。睢宁县委书记不无委屈地说，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这件事。其实，问题哪里只是“艺术不艺术”，恐怕已经是“侵权不侵权”，甚至“违宪不违宪”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再委屈，怕也是没用的。
道德沙尘暴，应该谁来管
〇 公权力无限扩张的结果，是比“道德沙尘暴”更恐怖的“权力沙尘暴”。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睢宁县领导寄予最大的同情。
同情来自对现实的关注。一个不能不让人忧虑的事实是：“道德沙尘暴”已经越刮越凶了。这一点，恐怕大多数国民都会有切肤之痛。因为即便你没有喝过毒奶粉，也难免要吃到地沟油的。于是，一种呼声就会越来越强烈：这事该有人管管了！
这并没有错，问题是谁来管？
在一些人看来，当然得由管得住的人来。像我这样只会写写文章的，屁用都没有。不要说我，就算孔夫子活转过来，也没用！为什么？因为没有实实在在的制约力量，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哪里刹得住车？那么，当今之世，谁最有力量？政府。这是目前中国最强有力的。难怪睢宁县委书记会很有底气地说：如果公权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吗？
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2）
然而书记同志也许没有想到，政府出手治理“道德沙尘暴”，可能会奏效于一时，甚至会迅速奏效（我从不怀疑中国政府的能力）。但从长远看，却是不折不扣的“饮鸩止渴”。
道理也很简单：道德不是法。因此，道德一定是在“法外”的。也因此，如果政府来管道德，必定“法外施法”、“法外行政”。这就必定导致政府“捞过界”，也必定导致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无限扩张以后，又怎么样呢？道德沙尘暴，就会变成“权力沙尘暴”。公民的合法权利，就难免会受到伤害，因为政府的权力已经不受限制了。
或许有人会说，为了治理这铺天盖地的“道德沙尘暴”，我们采取“权宜之计”，先让政府的权力“有限扩张”。等到道德环境治理好了，再让它缩回去，不行吗？
抱歉，不行。第一，什么叫“有限”？边界又在哪里？第二，请神容易送神难。权力既然越过了法律的边界，它还缩得回去吗？更重要的是，第三，政府的权力一旦越界，就必定在治理道德环境的同时破坏这环境。因为道德的堕落，恰恰源于权力的泛滥。没有“真天子”，就没有“土皇帝”；没有“宫中龙”，就没有“地头蛇”。黑恶势力也好，硬闯红灯也好，本质上也是强权政治、特权思想。只不过，是“山寨版”的。
所以，道德这事，政府管不得。
政府管不得的，公民也管不了。因为如果政府都没有权力管，公民作为个人，又哪有这个权力呢？公民能够做的，是管好自己。别人的事，他顶多只能批评，其实是没法管的。孔夫子，不是连他自己的两个学生宰予和冉有，都没能管了吗？当真要管，就只能把每个公民都变成政府或警察，满街侦缉队，人人派出所，一夜回到“文革”中。这，能行吗？
睢宁之套，即中国之套
〇 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了的，正该社会来管。
能管道德的，只有社会，也应该是社会。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有道德，就因为只有组成社会，人类才能生存。为了保证社会稳定，个人安全，人类发明了道德。道德是社会成员的约定俗成，也是社会关系的维系纽带。所以，即便将来国家消亡了，法律没有了，道德也仍将存在。何况，社会恰恰是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第三者”。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了的，正该社会来管。社会管道德，名正言顺，理所当然。
何况我们也有这个传统，这就是“乡民自治”或“乡绅自治”。可惜，这个传统中断了。为什么会中断？因为基础不复存在。所谓“基础”，就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以及“宗法社会的社会基础”。这两个基础都没了，哪里还能搞乡民自治或乡绅自治？
当然，这也不要紧，因为我们还可以按照现代社会的做法，实行“公民自律”和“社会自治”，仍然是“社会管道德”。只不过，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社会管道德，是要有基础的。要么，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要么，是市场经济、市民社会。
然而，1949年以后，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由单位管着，组织管着。遇到“第三者插足”，两口子吵架闹离婚，也要找书记。结果，党委管思想，政府管道德，变得很有“群众基础”。乡民自治，乡绅自治，自然“无可奈何花落去”。公民自律，社会自治，则更是少有人说，少有人知，也缺乏配套的机构和制度。睢宁县委书记说“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国50年也做不到”，恐怕也是“话糙理不糙”，因为我们确实缺少“市民社会”这个中间层次。
现在麻烦了。政府管不得，公民管不了，社会管不着，我们走进了死胡同。
这当然不是睢宁一县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睢宁不过是中国的缩影。所以，睢宁的困惑，就是我们的困惑；帮睢宁解套，就是帮中国解套。
怎么解？只能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市民社会来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公买公卖”。这就是“公平原则”。讲公平，首先得平等。这就是“平等原则”。既平等，又公平，生意就做得下去。而且，要想长期做下去，你就一要“守约”，二要“守信”。两个都不守，没人跟你玩。这就又产生了“契约原则”和“诚信原则”。体现“契约原则”的，就是法律；体现“诚信原则”的，就是道德。显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就是“解套之手”。当然，所谓“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得是货真价实的。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要建设的，就是市民社会了。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必须有耐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政府要做的，一是保护，二是服务。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市民社会就更是脆弱，很需要政府的“保驾护航”。在这方面，睢宁能不能带个头呢？
是所望焉。
本文部分内容刊载于2010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29版，责任编辑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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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何时不再让人心酸
〇 所谓“望子成人”，就是说，做一个善良、真实、健康、快乐的人。
睡前有读点什么的习惯，但昨晚所读，却让我几乎一夜难眠。
昨晚读的，是今年（2009年）4月1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第15期）。该刊第6页有一篇短文，题目叫《令人心酸的理想》。作者曾颖，是一位记者。文章说，有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开班会谈理想，其中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好好学习，长大了去当城管。为什么要当城管呢？因为如果遇到妈妈摆菜摊，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听完这话，我和文章的作者曾颖一样，都“忍不住心里一阵发酸”。而且，我不但心酸，还肃然起敬。是的，我对这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充满敬意。
我认为，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孩子之一。
首先她善良。她产生“当城管”的念头或者理想，完全是出于她对妈妈的爱。因为就在不久前，她妈妈卖菜的时候，为了躲避追赶，一头撞在了电线杆上。她爱她的妈妈，心疼妈妈的担惊受怕和含辛茹苦，但是她没有办法。大约她也知道，对于无照经营的违章摊点，城管是不能不依法取缔的；而她妈妈除了走街串巷卖点菜，又没有别的活路。因此她的理想，并不是对抗执法，而只是希望执法可以人性一点，可以“慢慢追，慢慢撵”，不要让她妈妈再受伤。这实在是善良得不能再善良的想法啊！
其次她真实。实话实说，我并不赞成什么“励志”，也不喜欢诸如此类的主题班会。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会上往往多为空话和大话，无非哄领导、老师和家长高兴，或者傻乎乎地跟着某种套路学舌。这所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倒是比较实在（比如长大了开包子铺或美容店）。但即便如此，当这位小女孩说出自己的“理想”时，据说仍然引起哄堂大笑，甚至还有“鄙视的吼叫”。可见说真话是多么不容易，我们难道不该对这种真实致敬吗？
第三她健康。至少，她的心理是健康的。没有健康的心态，说不出这样“遭人鄙视”的真话。我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在全场哄堂大笑之后，她会怎么样。但我要对她说，孩子，你很健康，你很阳光，你很了不起！只要你永远这么善良和真实，你就会永远这么健康，而且一定能茁壮成长！
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我反对“望子成龙”，主张“望子成人”。也就是说，做一个善良的人，真实的人，健康的人，快乐的人。遗憾的是，这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这位天底下最好的孩子之一，善良、真实、健康，却不快乐。这正是让我们心酸之处。我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她快乐起来。我更希望，我们国家所有的孩子，都不再有她那样“令人心酸的理想”。也许，这才真该是我们的理想。
但愿，我的这个想法，不至于也是一个“心酸的理想”。
2009年4月30日博文
补记：整理文稿，重读此文，仍觉心酸。我到过上海的民工子弟学校，见过那些可爱的孩子，也见过他们的家长。我知道他们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但除了一声叹息，竟是无能为力。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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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清退，该清退谁
〇 搞教育和管教育的，如果也没有良知和良心，该清退的，就真不知是谁了。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我曾利用担任主持人之便，向著名教育学家杨东平请教：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你看哪个更有希望一点？东平想了一下说，恐怕还是教育。我问为什么。东平说，因为教育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更密切，关心教育的人也更多。
我想也是。更何况，中国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总体上要超过中国球员。时至今日，仍有许许多多热爱教育事业的人，忍受着清贫甚至歧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传播知识，教书育人。其中，就包括数十万所谓“代课教师”。没有他们，许多最基层的学校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我不想说，代课教师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说，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脚板。没有这些穿着草鞋、长满老茧的脚板，中国教育早趴下了。
但，听说他们就要被“清退”。
又听说，有些地方，一名辛勤耕耘34年的教师的“清退费”，竟只有区区600元。
这可真是“鸟未尽，弓已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也不至于此吧？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年的脚板，说砍掉就砍掉了；把中国教育搞得就像中国足球的人，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弹冠相庆。请问，还有没有天理，还有没有公道？
谁没受过教育，谁没有自己的老师？当你们大笔一挥下达“清退令”时，良心可曾有一刻的不安？难道你们当真忘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区区600元，居然拿得出手，说得出口！
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合理补偿”的问题。人，不是房子。难道给了点钱，就可以“拆迁”？也不要说什么“教育质量”。当年没有他们，教育都没有了，哪来的“质量”？更不要说什么“回归田埂，以特有的方式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回归田埂”就是“更大贡献”，你咋不把清华、北大改成农场？你以为代课教师是机器人，他跟学校、跟孩子、跟教育事业没感情吗？这几十年的情感、心血，还有希望，难道就像某人的博客，是可以一夜之间“清零”的？难道这回，哥清退的不是教师，是寂寞？难道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时候，都不跟老师说声再见？
我们不反对基层教育的正规化，更不反对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也清楚，就算是“正式教师”，也迟早会有退休的一天。但，退休和清退，一样吗？你就不能也给人家一个退休的待遇吗？就算不能，你就想不出一个比“清退”更体面的办法，非得用这该死的名词吗？而且，就算你愚蠢到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他妈的就不能做得有人味一点吗？
听说，这事好像要缓行了。听说而已，但我希望是真的。我希望，教育当局的新决定，能够对得起这数十万代课教师，也对得起良知和良心。搞教育和管教育的，如果也没有良知和良心，那么，该清退的，就真不知是谁了。
刊载于2010年1月20日《南方都市报》A31版，责任编辑任泉登
补记：本文发表后，2010年1月28日《南方周末》A4版，刊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的谈话，称“解决代课人员问题，要有人文关怀”，还说“要肯定代课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前使用的“清退”一词，也换成了“辞退”。这当然令人高兴。但在该发言人的谈话中，代课教师仍被称为“代课人员”，实际上是坚持不承认他们的“教师资格”。这样的“字斟句酌”，究竟属于“严谨”还是“冷漠”，恐怕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坏脾气都是被逼出来的
〇 中国最该说话的人，如果慢慢地都没了脾气，就只好让历史发脾气了。
前些时，张鸣兄寄来他的两本新书《姑妄集》和《大实话》。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于是一口气读了大半。
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他为世人所知，大约是因为那本《历史的坏脾气》。这事我一直纳闷：历史，咋能有脾气呢？岂不闻“天若有情天亦老”？历史若是动不动就发脾气，或如现在所言，发飙，则我们岂能活到今天？
于是以为，有着“坏脾气”的，只怕是张鸣自己。
那么，张鸣，或“张鸣之流”（比如在下）的坏脾气，又是从哪里来的？依我看是逼出来的。谁逼出来的？好脾气逼出来的。谁的脾气最好？立仗马。什么是“立仗马”？就是皇家仪仗队的马，也称“仗马”。做立仗马，有两个条件，一是漂亮，二是听话。比方说，高大威猛，毛色纯正，膘肥体壮，又帅又酷。但更重要的，还是懂规矩，守纪律，决不随便嘶鸣，更不会尥蹶子。不难想象，如果这些乖孩子接受采访，或者做电视访谈，一定会很好地配合记者或主持人，问啥答啥，还都是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
这确实很应该树为榜样。
立仗马被树为榜样，是在唐朝。给谁做榜样？言官。谁给他们树这个榜样？李林甫。李林甫是什么人？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他的“历史功绩”，是为中国语文“贡献”了一个成语，叫“口蜜腹剑”。言官又是什么人？就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听意见是不舒服的。唐玄宗不舒服，李林甫也不舒服。于是，李林甫就把言官招集起来，对他们说，诸位没看见那些立仗马吗？只要规规矩矩站那儿不动，就能享受三品的待遇。但只要叫一声，就什么都没了。
言官们并不糊涂。他们当然知道三品的待遇值得向往，也知道拉车犁地不是什么好活。所以，后来他们都不再随便提意见，甚至干脆不提意见。再后来，安禄山来了，唐玄宗跑了，大唐盛世没了，只留下“历史的坏脾气”。或者说，中国那些最该说话的人，慢慢地都没了脾气，只好让历史发脾气了。张鸣先生《大实话》一书中有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事，题目则叫《“立仗马”毁了大唐盛世》。
张鸣先生当然不是“言官”，但也不是“仗马”。所以，他没有“好脾气”，只有“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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