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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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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上尉摇摇头，菲利克立即闭上嘴，忿忿地盯着墙壁。没必要问去哪里，父亲一个字都不会说，更不会透露什么时候回来，典型的克格勃作风。上尉直起身，拍了拍他的后背：“尼古莱叔叔会照顾你一段时间。”
尼古莱是安德罗索夫少校的名字，此刻笑容可掬地等在门口，伸手帮菲利克拿装着湿衣服的布包，但男孩没给他。少校转而抓住他的手腕，问他想不想吃刚刚烤好的蜂蜜蛋糕。话说得很热情，手却把菲利克攥得很紧，像是担心他突然逃跑。父亲也许留意到了，但什么都没有说，最后看了儿子一眼，匆匆下楼去了。菲利克想起楼下那辆黑色汽车，突然明白它等的是谁。
“来吧。”瓦西里说，碰了碰菲利克的肩膀，这个小动作比拉扯更有效，因为菲利克总是听他的。安德罗索夫少校仍然抓着菲利克的手腕，直到大门关上才放开。尤莉娅大声抱怨不舒服，径直走进卧室，砰地关上门。
少校没有在蜂蜜蛋糕这件事上撒谎，整间公寓都充满了蜜糖和牛油的甜香，蜂蜜是稀缺商品，普通苏联人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了，加上去年和前年粮食歉收，他们连面粉都见不到了，不过饥荒和克格勃没什么关系，活在它那庞大光环之中的军官和家属向来衣食无忧。安德罗索夫太太从厨房出来，用围裙擦着手，在菲利克来得及说话之前俯下‘身，响亮地吻了吻他的两颊，夸他是个英俊的小士兵。她闻起来就像面粉和晒暖的棉布，菲利克打了个喷嚏，耳朵尴尬地变红了。瓦西里冲面前的桌子露出笑容，什么都没说。
“你得多吃点东西，小可怜，你瘦得像只流浪猫。”
她根本没等菲利克回答，转身回到厨房里，几分钟之后叮叮当当地端着热茶和切成片的蛋糕出来了，催促菲利克吃喝，抱怨奥尔洛夫上尉根本不会照顾小孩，随后拿着一杯加了糖的茶到房间里看尤莉娅，回到起居室之后接着诅咒莫斯科的夏天。安德罗索夫少校重重地坐到沙发上，从堆在茶几上的英文报纸里选了一份，打开，像盾牌一样挡在面前，假装没听见妻子在说什么。菲利克惊奇地盯着报纸，持有外国报刊或者书籍是犯法的，不过克格勃第一总局当然有特权，父亲也时常读英文和法文报纸，都是从第一总局的档案室里借来的，往往是一周甚至一个月前的旧报纸，看完还要按时归还。菲利克从没见过那么多外国报纸随随便便堆在同一个地方。
安德罗索夫太太忙前忙后，整个人就像一场带着烤面包气味的热带风暴，足以把沿途的东西统统吹到天上去，但踩在地板上的软拖鞋并不发出一点声音。菲利克已经被蛋糕填饱了，但还是在女主人的监视下喝了一碗肉汤，这才得到离开餐桌的许可。
“瓦西里，给你的小朋友找张毯子，还有枕头。”
年长的男孩懒洋洋地推开满是蛋糕碎屑的餐盘，示意菲利克跟他走。瓦西里在卧室衣橱里翻找的时候，菲利克惴惴不安地坐在床上，打量着窄小的书桌和贴在墙上的宣传画：左边有一张斯普特尼克卫星，右边是微笑着挥手的加加林肖像，蓝色背景上，一枚红白相间的火箭正全速离开地球，下面用大字写着升空日期：1961年4月12日。
“菲利克。”瓦西里叫了一声他的名字，看准他抬头的时候把毯子扔到他头上。枕头接着砸了过来，菲利克胡乱拉下盖住脸的毯子，把枕头扔了回去。瓦西里笑起来，捡起枕头，爬到床上，揉乱了菲利克的头发：“抱歉，别生气。”
父母们总是漫不经心地假设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必定是好朋友，但要是菲利克老实承认的话，他崇拜瓦西里，但又害怕他，就像人们会本能地远离体型硕大的獒犬那样。瓦西里的善意和恶意都来得很突然，难以预测。游泳队的其他男孩们在更衣室里取笑菲利克的时候，瓦西里通常事不关己地站在一边，和其他人一起大笑，但是当喜欢说脏话的维克托·普里亚科夫真的抓住菲利克的头发，想把他往墙上撞的时候，瓦西里插手了，用力把普里亚科夫摁到储物柜上，砰的一声，更衣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两个体型相仿的男孩身上，带着不同程度的期待，准备看他们打上一架。
“欺负小老鼠没什么好玩的。”瓦西里卡着对方的脖子，用的却是商量的语气，仿佛在建议普里亚科夫换一条泳道，“如果你想练习拳击，我是很乐意奉陪的。”
普里亚科夫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双手紧紧握成拳头，但始终没有抬起来。瓦西里挑衅一样拍了拍他涨得通红的脸颊，松手让他走了，普里亚科夫怒气冲冲地撞开几个挡路的男孩，冲出了更衣室，连自己的背包都忘记拿走。
也就是这天之后，“小老鼠”这个绰号像块撕不掉的胶布一样粘在菲利克头上，菲利克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生气。普里亚科夫当然没有轻易忘掉这件事，某次清早训练的时候用背包狠狠打了菲利克的头，把他推进水里。菲利克没有提起过这件事，瓦西里就算知道了，也没有再做什么。有些敌人终究要菲利克自己来对付。
毯子有点扎手，菲利克来回抚摸粗糙的纤维，不知道该做什么，有什么可以说。瓦西里在他背后翻了个身，爬起来，拉开书桌抽屉，丢出了一堆没用的小玩意，最后抽出一个国际象棋棋盘，他冲菲利克晃了晃装棋子的小布袋，里面的木块互相碰撞，发出轻微的咔咔声。
“你知道怎么玩这个，对吧？”
从他的语气听来，今天是瓦西里愿意释放善意的一天，所以是个好日子。菲利克露出笑容，点点头。
第3章
父亲杳无音讯。“应该不会很久”的出差持续了一个星期，然后一个月过去了。到天气最热的时候，安德罗索夫一家开始收拾行李，像往年一样动身到“达恰”去避暑，这些小小的乡间别墅是莫斯科人最喜欢的度假地。父亲也有一间“达恰”，原本是一个皮草商人的，但这人1949年就逃到英国去了，于是度假屋被没收充公，后来分配给父亲。上尉不太热衷到那里去，因为他不喜欢打猎，而那间小度假屋周围除了莽莽森林和狼群出没的荒野，什么都没有。
于是菲利克背着行李挤进后排座位的时候，心里设想的就是类似的小木屋，孤零零地缩在林间空地里，门前放着个砍柴用的木桩。少校开的是一辆灰色的伏尔加汽车，整个克格勃开的都是伏尔加，不是黑色就是深灰。如果不是牌照不一样，恐怕他们在停车场根本找不到自己的车。收音机里播着无聊透顶的新闻，尤莉娅和瓦西里都睡着了，头几乎碰到一起。菲利克疲惫地盯着外面的旷野，车驶上一座桥的时候他突然坐直了，凑近车窗，看着不远处被河湾温柔搂抱着的三层石砌房子，浅色花岗岩在阳光下泛出奶油一样的色泽。
车在花圃旁边停下，一条树荫遮盖的土路伸向屋后的河岸，这房子甚至还有个码头，木桩上系着漆成蓝白色的小船。在夏天余下的时间里，安德罗索夫少校都会在码头上抱着鱼竿打瞌睡，鼾声大得足以吓跑方圆五公里内的任何动物。尤莉娅喜欢自己散步，要不就在花园里折磨蚯蚓。男孩们征用了小船，顺流而下，说是去野餐，实际上冒着被狗扑倒的风险偷偷溜进别人的果园里，到傍晚才费力地划回来。
如果不是瓦西里说了那句话，菲利克本来会喜欢这个假期的。
他是在划船的时候说的，河水沿着他晒黑的手臂滴滴答答地落在木板上。风吹起他鬃毛一样的棕色卷发，瓦西里的头发始终留得比校规允许的稍长一些，但又没到激怒家长和老师的程度。菲利克靠着右舷，一只手放在水里，享受冰凉河水从手指之间滑过去的感觉。阳光猛烈，他戴了顶尺寸不合适的渔夫帽，一直滑下来挡住视线，害他时不时就要往上推一下帽沿。白房子已经消失在茂密的树丛后面了，河道静悄悄的，偶尔有野鸭飞来，落在水面上，谨慎地和小船保持距离。菲利克随口抱怨这几天的无所事事，半闭着眼睛，快要靠在船舷上睡着了。
“我们本来没打算带你来这里的’。”瓦西里忽然开口，语速很快，就好像他已经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咀嚼了很久，就等吐出来的机会一样。
菲利克抬起头，拨开软塌塌的帽沿：“什么？”
“你爸爸上个月就该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偷听到的。他是去打猎的，用不着那么多时间。”
菲利克当时还不知道“打猎”是执行暗杀的委婉说法，只是从对方的语气里本能地感觉到那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他把帽子从头上扯下来，看着瓦西里：“我爸爸不喜欢伤害动物，遇上熊的时候他只是开枪把它吓跑——”
“不是那种打猎。”瓦西里放下桨，对着菲利克的额头做了个开枪的手势，“是这种。”
菲利克往后缩了一下，“不是的。”
“大家都知道他是。”
“爸爸不是，不然他会告诉我的。”
瓦西里耸耸肩，像是懒得和菲利克争论下去。船被暗流卷向泥滩，他重新拿起木桨，富有技巧地把船推回河道正中，继续往下游滑去，他们今天是打算要偷偷翻墙到果园里去的。菲利克抿着嘴唇，眼眶发热，喉咙像是被一个网球那么大的肿块堵住了，半是因为不知所踪的父亲，半是因为这个没完没了的夏天。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一动不动地盯着河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哭泣是被严格禁止的，在哪里都不行。
瓦西里发出了一个犹豫的单音节。
“小老鼠？”他俯身靠近菲利克，船因为他的动作而晃动了一下，“菲利克，听着。”
他听着，但装出没有在听的样子来。
“对不起，我是随口编的，你爸爸不是什么杀手。别告诉我爸我跟你说过这些话，好吗？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菲利克没有回答，当晚在餐桌上保持沉默，并且接下来连续两天都没有和瓦西里说话。安德罗索夫太太怀疑他被尤莉娅传染了，一定要他吃半个生洋葱，菲利克拒绝了，逃进阁楼的小房间里，蜷缩在床上，对着墙壁。晚上某个时候有人过来轻轻敲门，菲利克没有理会，门没有上锁，但对方也没有进来。
这栋乡间别墅通透敞亮，但总是缠绕着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菲利克不止一次撞见少校夫妇焦灼地低声说话，少校不停地用茶巾擦额头，尽管室内很凉爽。八月中旬的某个深夜，四辆伏尔加轿车驶入院子，横七竖八地停下，有一辆还压到了花圃。穿着克格勃深色制服的军官鱼贯而入，挤进窄小的书房，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像一群忧心忡忡的鼹鼠。菲利克蹑手蹑脚去厨房找吃的，途中意外听见父亲的名字，不由得停下脚步，竖起耳朵听书房里的动静，他们反复提到“柏林”、“赫鲁晓夫”和“墙”。一个红胡子军官察觉到菲利克，瞪着男孩看了一会，胡髭动了动，像是想张嘴咬人，随后用力关上书房门，落锁，响亮的咔嗒一声。
菲利克清醒地在床上躺了一整晚，注视着撑起屋顶的三角形木梁，想象着父亲躺在空荡荡的无名街道上，濒临死亡，衣服浸透了血。楼下传来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菲利克爬下床，走到窗边，看着那四辆黑色汽车逐一离开。
然后，毫无预兆地，父亲回来了。
那是8月20日，一大早，这意味着父亲是凌晨从莫斯科出发的。他轻手轻脚地走进阁楼里，把菲利克摇醒。收拾行李只用了十分钟，大人们站在厨房里聊了一小会儿，少校还穿着睡袍，因为父亲说的什么话而紧皱着眉头，炉子上的水已经烧开很久了，蒸汽把盖子顶得当当作响，没人理会。
不到七点，菲利克打着哈欠走出了“达恰”，爬到副驾驶座上。父亲关上车门，摘下皮手套，发动了引擎。上尉脸色苍白，因此下巴右侧那块没刮干净的胡茬变得格外显眼，菲利克不由得盯着看，父亲向来梳洗整齐才会出门，连一缕头发都不会跑偏。这一小块被剃刀漏掉的胡子比什么东西都更让菲利克觉得不安。他看着父亲攥着方向盘的手，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小块瘀青，是因为他用这只手勒住某个人的脖子吗？父亲用这双手杀人吗？
车快要驶上桥的时候菲利克回头看了一眼房子，它裹在细纱似的晨雾里，二楼的窗户全都拉着窗帘，没有人在往外看。
——
在苏黎世远郊的小火车站里，铁轨空荡荡的。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雪粉变成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号。月台上只有一盏灯还亮着，为孤零零的旅客划出一个鹅黄光圈，顺带照亮了钉在柱子上的钟。六点五十分，从里昂来的车还有四十五分钟才到，布达佩斯的慢车遥遥无期。
彼得在想他的父亲。他越是仔细地回忆父亲的点滴，就越发肯定自己现在的境况是父亲一手造成的。然而彼得已经无法清楚分开克格勃和父亲了，克格勃就是父亲，反之亦然。是怎样的父亲才会教年幼的孩子监视、窃听和撒谎？怎样的父亲会掰掉孩子们的棱角，把他们削尖，劝他们互相残杀？
风拉扯着彼得的大衣，他发着抖，弓起肩膀，双臂环抱着自己，挣扎着抓住迅速流散的暖意。偏偏在这个时候，河湾旁边那栋白色“达恰”的样子清楚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白色花岗岩在夏日暖阳里闪闪发亮，像讥讽似的。
安德罗索夫一家给他的不是照顾，而是不加掩饰的监视。为了防止外派到铁幕另一边的克格勃军官叛逃，奥尔洛夫上尉唯一的孩子当然要交到另一个克格勃军官手上。要是父亲真的没有回来，他们的公寓就会被没收，继而清查，那些曾经给菲利克买过糖果的反间处雇员会闯进门来，砸毁母亲的钢琴，撬起地板，割开床垫和沙发，寻找奥尔洛夫一家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证据——而且他们百分百会找到的。等彼得想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也已经学会保持沉默了。
办公室的门开了，灯光淌到水泥站台上，列车员站在那里，仍然穿着那件不合身的马甲，一手扶着门，另一手拿着壶嘴冒烟的搪瓷茶壶。彼得和他对视了一会，两人都有些尴尬，因为他们谁都不想接近对方，但列车员的责任感迫使他拯救这位快要冻僵的旅客。
“还是进来坐一会吧，先生。”列车员疲惫地叹了口气，就像劝小孩不要继续在泥地里打滚。
彼得什么都没有说，站起来，拉紧大衣前襟，踉跄了一下，走向流泻出热量和电灯光线的办公室。列车员指了指一把放着格纹软垫的木椅子，彼得听话地坐下了，双手交握放在大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桌布上的茶渍。列车员关上门，拿着茶壶回到桌子旁边，重重地在彼得对面落座，椅子嘎吱一响。
“冷得厉害，是吧。”列车员往旅客鼻子底下推了一只缺了把手的茶杯，把热腾腾的茶倒进去，“糖？”
“不用，谢谢。”
列车员往自己的茶里加了两勺糖，把杯子拢在手心里，放到下巴下面，像是要用蒸汽给灰白的胡茬浇水。风拍打着窗户，声音比在外面小得多。墙角有个带着长通风管的老式烧煤暖炉，散发出强烈的暖意，像厚毛毯一样把人裹在里面。彼得碰了碰杯子，检查自己的手有没有完全恢复知觉。
“您是在等从布达佩斯来的车吗？”列车员问。
“不知道。”
“不知道？”列车员反问，放下杯子，“那您在这里干什么？”
彼得耸耸肩，没有说话。
“在等人吗？”
“也不算。”彼得回答，眼睛看着窗户，从布帘的缝隙里能看见站台上的灯，“说赌博可能更适合，而且瓦西里可不是个容易预测的人。”
“‘瓦西里’是朋友还是债主？”
彼得看着列车员，笑了笑，蓝眼睛里有一点爱莫能助的神色，仿佛不是他不愿意回答，而是真的不知道答案。列车员垂眼看向他放在桌子上的手，衣袖沾着的污渍在明亮的灯光下看起来更像血了，列车员决定什么都不问，彼得留意到了他的视线，但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把手收回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我还是要一点糖吧。”
列车员把糖罐放到旅客面前，站起来，从橱柜里取出一盒饼干，顺手拧开了放在橱柜顶上的收音机，一阵刺耳的电流噪音倾泻而出，列车员赶紧把音量扭到最小，耳朵贴到喇叭旁边，皱着眉头，仔细地调整波段，总算从白噪音里打捞出一个苏黎世本地的德语电台，他扭头看了彼得一眼，可能是想问他介不介意，但还没开口就被收音机打断了。列车员调高音量，全神贯注地盯着收音机。
“天哪，您听见了吗？”
“我不会德语。”彼得回答。
列车员继续听了一会，一只手扶着收音机天线。新闻结束了，被音乐取而代之。列车员关上收音机。
“人们在墙上凿了个开口……墙已经拦不住任何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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