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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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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什么？
瓦西里只剩下这一个问题想问。就在他翻过斯塔西总部插着碎玻璃的围墙时，这个问题熊熊燃烧，就像怀揣着一个无法浇灭的火把。为什么背叛我？哪里出错了？有什么是他和苏联不能提供的？菲利克竟然好意思在信里提到爱，爱还在吗？爱曾经存在过吗？在别的地方，爱可能是歌谣、阳光和雨露，但在克格勃的世界里，爱是弱点，是疾病，是众多操纵手段中的一种。
玻璃划伤了右手掌，血一下子涌出来，没时间处理了。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从围墙另一边传来，是的，他就指望斯塔西会开车来追，这群不学无术的白痴。瓦西里跳进巷子里，向人潮涌动的大街跑去。轮胎摩擦地面的噪音传来，一辆黑色轿车挤进小巷，全速向他冲来，瓦西里一头撞进游行队伍里，粗暴地推开那些吃了一惊的男男女女。车猛地停住了，徒劳无功地按了几下喇叭，两个斯塔西钻了出来，身上的制服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刽子手！”，引起了此起彼伏的响应。那两人吓住了，其中一个朝天开了一枪，人们停了一下，继续向他们包围过去。
瓦西里没有再看下去，挤出人群，钻进马路对面的横街，所有店都关着，楼上公寓的窗户也都漆黑一片。他停下来辨认了一下方位，向火车站的方向跑去。转过街角的时候迎面走来了几个东德警察，瓦西里快步躲进一个门洞里，背紧贴着上了锁的大门，不过那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似乎也急着躲起来，根本没有留意到他。瓦西里对着砖墙深吸了一口气，逃跑激发的肾上腺素退去了一点，十一月的寒意刺穿外套渗进来，他拉上拉链，竖起衣领，探出头去，确认街上没有人了，才继续上路。
血还在滴滴答答地顺着手指淌下来，他边走边按紧伤口。火车站前的检查哨已经没有人了，形同虚设，一顶边防军制服帽丢在地上，看上去很不现实。奇迹般地，火车还在运行，月台上挤满了要到西方去的人，再也没有人查验护照了，满地都是东德身份证的碎片，三个海关工作人员靠墙坐在地上，轮流抽同一支烟，眼神呆滞。
瓦西里快要走到站台的时候，一个戴着黑色渔夫帽的男人扔掉烟头，突然向他扑来，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多年前的训练被触发了，瓦西里用后脑勺撞袭击者的鼻子，挣脱开来，用手肘猛击对方的脸。戴渔夫帽的男人后退了一步，但没有倒下，拳头击中了瓦西里的肋骨。他倒抽了一口气，侧身躲过了下一拳，用力踹袭击者的膝盖，那人痛叫了一声，总算倒在地上。
这不是唯一一个穿便衣的斯塔西，至少还有两个人从车站的不同角落里冲出来，想截断通往站台的路，幸运的是瓦西里比他们都靠近月台，径直跑向即将开出的火车，这不是他原本想上的那班，但他的选择不多了。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瓦西里想也不想就一拳招呼过去，甚至没有停下来看是谁。瓦西里在门关上前的最后一刻跳上去，火车发出叹气般的嘶嘶声，颤动了一下，开始缓缓移动。
至少五个乘客和列车员在瞪着他，列车员盯着他流血的手看了半天，怜悯地摇摇头，把他当成了趁乱逃出东德的可怜难民，没有问他要票和身份证明，走开了。瓦西里靠在车门上喘气，肋骨随着每一次呼吸隐隐作痛，后脑勺也是。他整理了衣服，到餐车偷了一瓶伏特加和一块餐巾，走进逼仄的洗手间，锁上门，先喝了两口，再用烈酒冲洗伤口，草草包扎起来。继续喝酒，直到双手停止发抖为止。
火车在夜色中向南驶去。
第25章
1979年，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的那一年，彼得生平第一次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去履行新的职务。这位二十七岁的克格勃少尉算是从巴黎平移过来的，头衔仍然是副站长，不过他拥有一项别的副站长不会有的特权：一条直达科里亚叔叔的电话线。不久前那场抓捕内奸的丑闻过去之后，伦敦站站长尼基塔·尼古拉耶维奇·里耶夫名义上仍然指挥着这艘深入敌方水域的小船，但实际掌舵的人已经换成了彼得，所有人都明白，所有人都同时假装不明白。
尼基塔·里耶夫亲自在使馆迎接彼得，甚至办了一个小小的酒会，有伏特加和抹在咸饼干上的鱼子酱。不过对彼得来说，真正的庆祝活动是十五天之后才来的。军情六处在湾水街为他安排了另一间安全屋，藏在一排普通住宅里，通过楼梯和一家小小的咖啡馆相连接。彼得现在掌握着情报站外勤的排班表，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创造安全的空档。路线和指示藏在一个皱巴巴的糖果纸袋里，纸袋提前十二小时丢进某个有特定标记花圃里，彼得在回家路上假装捡钥匙，拿走了小纸袋，按指示找到了咖啡馆和楼上毫不起眼的小公寓。布兰登肯定一直在窗边看着，因为彼得还没来得及按铃，他就打开了门，把苏联朋友接进去。情报官和线人这次的拥抱带着真正的热情，两人都笑着，互相拍对方的后背。
在场的还有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的两位成员，一位是负责设计暗号和保障通讯的分析员理查·米尔顿，从马赛开始就跟进“信风”，因为不善言辞，每次和彼得眼神相交就紧张地捏自己的手。另一位是布兰登的上司，卡罗琳·罗克韦尔，这位女士给彼得的感觉就像换了一个性别的科里亚叔叔，犹如一只瘦削的、戴着眼镜的谷仓猫头鹰，散发着一种奇妙的、介乎于军官和博物馆长之间的威严。彼得一直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布兰登说话总是倾向于用“我们”而不是单数的“我”，但这是四个人首次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罗克韦尔和彼得握了手，给他看今天特意带来的两份礼物，第一份是军情六处赠与彼得的勋章，第二份是封手写的短笺，来自彼得本该在巴黎杀死的那个未具名的目标，感谢彼得为“和平”作出的努力。这两份礼物当然都不能带走，罗克韦尔给彼得一分钟看完那封短短的信，收回来，当场烧掉了。
直到这时候，彼得才第一次从布兰登口中听到了事情的全貌。那个差点酿成灾难的前军情六处雇员，反间司给他的代号是“海藻”，不为什么，随机分配的。“海藻”四十三岁，到今年三月份就为军情六处服务二十年了，不出色，但也不出错。有酗酒的习惯，但这没有引起注意，要是嗜好酒精构成问题，那军情六处负责对外情报的一半人都要被开除。赌博的习惯是他二十多岁时就有的。“海藻”从未结婚，但有一个若即若离的意大利情人。
“是情人的问题吗？”彼得问。
也不完全是。“海藻”和他的意大利甜心去了一趟索伦托，也就是情/妇的家乡，从反间司取得的账单看来，他们在一家海滨旅馆住了五晚，然后买了从索伦托去罗马的火车票，再从罗马返回伦敦。没有人知道“海藻”在意大利干了什么，他回来之后典当了外祖母留下的一条项链，接着又零零碎碎卖掉了好些父母留下的家具、初版书和珠宝。布兰登的推论是，“海藻”在意大利赌输了一大笔钱，急着偿还，在卖掉了自己能卖的东西之后，就打起了情报的主意，克格勃出了名付钱爽快。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住处随时都有人监视，“海藻”留了个心眼，趁监视人员交班的时候去敲门，但他没考虑到出来的时候，反间司的人已经回到车里盯梢了。布兰登本来想立即逮捕他，但罗克韦尔不同意，担心引起克格勃的警觉。
“所以我们让他安静下来了。”布兰登说，从盘子里拿了一小块葡萄干蛋糕。
在他们这一行里，“安静下来”只有一个意思。彼得点点头，“能查出‘海藻’跟里耶夫站长说了什么吗？”
“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们想需要你从里面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新指令，异常的人员调动之类。”
“我会留意的。”
彼得等了一个多月才有机会“留意”。情报站的文件和档案并不存放在使馆的档案室里，而是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储存，定期销毁，需要保留的就放在外交包裹里发回莫斯科。彼得在这些函件往来记录里发现伦敦站曾经给总部寄过录音带，就在“海藻”接触里耶夫站长之后两周，不过接下来都再没有寄出过文件，证明“海藻”偷出来的东西，终究没有落到克格勃手里。
彼得担心录音里有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情报站没有保留录音带的副本，他也不可能直接去问里耶夫，只能暂时搁置。上次见面过后，军情六处让彼得“冷却”了半年，停止和他接触，也禁止彼得联络情报官。因为离上次大张旗鼓地抓捕内奸才过去不久，如果又有文件外泄，莫斯科很可能会放出猎狗，现在彼得最不需要的就是把瓦西里引到这里来。
从表面上看，伦敦站一切恢复正常。军情六处停止抓捕在英活动的苏联间谍，制造出失去信息来源的假象。使馆里也没有人谈起那个译码员，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尽管他的个人物品还放在原先的办公桌上，无人收拾。彼得安静地潜伏在那里，观察着每一个人，把他们逐一放进大使馆和情报站的权力关系图谱里。他跟司机、电工和负责打扫的牙买加移民都很熟络，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得知大使和站长的去向。假如有神秘的莫斯科访客从天而降，彼得也会从爱抱怨的司机那里听说。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伦敦站现在是他的小小鸟巢了，就像二十多年前在亚森捏沃的小公园里，在父亲的引导下观察邻家小孩们。像任何一个称职的间谍那样，彼得在使馆里并不受欢迎，也并不惹人讨厌，他只是不起眼，如同影子，或者放在墙角很久的旧家具，不会有人特地留意他。
彼得的下一个目标是坐上伦敦情报站的第一把交椅，既是布兰登为他设定的路线，也是他的个人决定。他越有权力，就越不容易被揭发，那种被克格勃深深钉入等级制度里的畏惧会反过来保护他。无论怎么看，尼基塔·里耶夫都不会在伦敦待很久了，彼得预计他新年之后就会被召回莫斯科，分配一个荣誉性的闲职，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他走了之后，彼得就是新站长的最佳人选。
然而到了1979年12月，计划落空了。苏联突然出兵入侵阿富汗，迅速占领了喀布尔，一脚踩进战争的流沙里。北约国家纷纷跳起来谴责莫斯科，外交风暴席卷使馆和各地情报站。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注意力立即转向了中东，外勤们向喀布尔和邻近国家聚集，像水蛭蠕动着爬向流血的伤口。里耶夫的调动令一再延后，总部还是希望留一位经验老道的情报人员坐镇伦敦。彼得终究是太年轻了，莫斯科不放心在驶入雷暴的时候把船舵交给三十岁不到的小鸟。
最后，198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里耶夫没走，反而是布兰登离开了伦敦。从1973年在马赛的首次会面算起，七年已经过去了，彼得至今还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不确定布兰登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国情报官被调往华盛顿，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职位，但彼得猜想多多少少和中情局有点关系。两人没有机会道别，彼得是在布兰登抵达美国后一周才被告知这件事的。卡罗琳·罗克韦尔成为了他的新情报官，彼得对此没有意见，罗克韦尔精通俄语，彼得总算可以用母语来做每周简报，而且这位苏联司司长非常了解克格勃和苏联官僚怪异的思考方式，时常令彼得惊讶。她也会为彼得准备茶和食物，不过那些曲奇饼、小蛋糕和薄荷糖孤单地呆在餐盘里，无人问津。
随着阿富汗战争越拖越长，驻外情报站也在被害妄想症里越陷越深。偷偷把文件带出使馆变得困难了，没过几个星期，连彼得本人想在工作时间外离开使馆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里耶夫站长坚信军情五处和六处已经把使馆团团包围了起来，命令外勤们用木板钉起临街的所有窗户，办公室成了一个充满香烟烟雾的漆黑地狱，空气滞闷，汗味参杂着食物腐坏的臭味，但怎么也找不到异味的来源。报纸头版都是喀布尔战况，套在不合身制服里的苏联士兵，背景是荒漠；还有联合国催促苏联撤军的决议，和所有人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理报》，赞美着一个接一个胜利，仿佛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
1980年2月17日，站长里耶夫接到了总部的电报，命令他让手下的线人和特工“进入冬眠”，这很不寻常，通常只有在重大情报泄漏的时候总部才会指示线人“冬眠”，而伦敦站最近并无异常，彼得给巴黎站和就近的布鲁塞尔联络站打了电话，那边也风平浪静。他和里耶夫商量了一下，决定按总部说的做，发出了暂停所有情报搜集活动的指令。彼得坐立不安地等到傍晚，回到家里，把一盆铁线蕨从厨房挪到卧室的窗台上，这是紧急联络的信号，军情六处的人会定期观察彼得的窗户，没有铁线蕨就离开，有的话就立即报告罗克韦尔，但彼得不知道这些人每天什么时候来，或者每周来几天，只能干等着。
2月18日早上，彼得接到电话，总部让他去一趟巴黎，有一个突发的打猎任务需要他处理。这也不太正常，彼得已经好几年没当过猎人了，升职的一大好处就是不必再承担这些要挽起袖子亲自弄脏双手的任务。但总部十分强硬——话又说回来，他们就没有不强硬的时候——声称不信任其他外勤，上头的人指名要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
他买了渡轮票，在码头徘徊，拖延上船时间，希望罗克韦尔能找到办法和他迅速说上两句话，但情报官始终没有出现，也没有六处的人靠近。船拉响了汽笛，彼得提着箱子匆匆上船，他没有用化名买票，寄望于军情六处能顺着他留下的面包屑推测出他去了哪里。
渡轮当晚在卡昂靠岸。有人在码头等着彼得，这也不是个好兆头。彼得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当场打昏带回莫斯科，差点转身逃跑，但很快控制住了这些疯狂的念头。让他略微松了一口气的是，那两个等着他的人并不是克格勃，只是普通的使馆雇员，很客气，陪着——也可以说礼貌地押送——彼得上了去巴黎的夜班火车。他试探着问这两个人是否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召到巴黎，但那两个人要不就很擅长装傻，要不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窗外一片漆黑，连农舍的灯光都没有，火车像是开在淤泥堆积的湖底。彼得试图睡觉，但车轮的碰撞声捶击着他本来已经紧绷的神经，他换了一个姿势，盯着玻璃上的影子，思忖着到底有什么在巴黎等着自己。
第26章
彼得被软禁了四天半。除了软禁，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被关进那个招牌上画着鹳鸟的旅馆里，最宽敞的顶楼房间，恐怕不是为了让他舒服，而是防止彼得跳窗逃走。巴黎联络站派了两个克格勃守着房门，每天三次给他送食物，通常是面包和冷了的汤，出于彼得不太明白的原因，也有酒和甜点。守卫的态度并不粗暴，给他带来法文和俄文小说，甚至提出帮他买烟，但绝不让彼得踏出房门一步。
这地方日夜都能听到鸽子的咕咕声，很烦人。那些灰色的鸟儿就落在外面的屋檐上，昂首阔步，好像它们都是巴黎的国王。窗可以打开，但只能开一半，勉强够手臂伸出去，要是真的想爬出去，就得打碎玻璃。不过因为鸽子的关系，彼得宁愿把窗关上。每天从早上开始他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把有深绿色软垫的木椅子上，对着窗外。这里看不到街道，只有连绵的蓝灰色屋顶、镀锌小烟囱、天线和岌岌可危地摆在天台栏杆上的天竺葵，仿佛踩着屋顶就能直接走向远处浑浊的天空。需要思考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在铺了地毯的房间里一圈圈地踱步，在脑海里仔细梳理自己到达伦敦之后的每一个举动，寻找漏洞。房间里的有很多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西，酒瓶，铅笔和他自己的领带，要是克格勃想把他放倒，那起码要损失三四个人，彼得不打算让他们好过，这想法多少让他安心了一些。
椅子可以拿来击碎玻璃，坏处是噪音无法控制。不过逃跑没有任何好处，他会从“可疑”直接变成通缉犯。要是克格勃真的有足够理由怀疑他叛变，彼得此刻就会被捆住手脚锁进地下室等候处置，而不是在旅馆里发呆。
第四天中午，守卫打开门，让彼得穿好外套。他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花了五分钟找领带。守卫一前一后把他押下楼梯，旅店前台没人，大门开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等在那里，挂着普通牌照，不是外交牌照。时间到了，彼得想，插在衣袋里双手握成拳头，总部把瓦西里派来了。
坐在车里的不是瓦西里，而是科里亚叔叔，比以往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像一个巴黎人，裹在粗花呢外套里，领子里露出一小截棕黄色丝质领巾。引擎没有熄火，空转着，车门刚关上，司机就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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