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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笛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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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变故
快过年了，家家户户大人们忙着挂灯笼、贴春联，炒米粉、炸肉圆。孩子们把鞭炮拆成一个一个的，装在兜里，手里捏着父辈们抽剩的烟头，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个鞭炮点着后往外扔。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孩子们个个兴奋得拍着小手，欢呼雀跃——小城的各个角落到处散发着油炸食品的香味和热闹喜庆的气氛。
然而，林家和朱家却冷冷清清，没有一丝节日的气氛。几个月来发生的变故，给这两个家庭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吴玺似乎忘却了此前发生的悲剧，忘却了自己的大女儿已经与他们阴阳两隔。时断时续的鞭炮声，似乎惊醒了这个神情呆滞的女人，她踉踉跄跄地走到小女儿身边，面无表情地询问道：“星儿，马上要过年了，你大姐怎么还没回来？”没等星儿回答，她又深深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数落着：“唉，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丫头这么长时间都不回家来看看妈。。。。。。”
星儿再也忍不住了，她泪如雨下，悲愤地哭诉着：“妈，我大姐死了。被朱文才枪杀了。”
在家里，星儿最崇敬也最喜欢大姐。在她眼里，母亲武断专横，父亲懦弱窝囊，二姐强势偏激。只有大姐温柔贤惠，善解人意。她特别后悔搬家前，她曾跟着二姐责怪母亲偏爱大姐，说大姐老穿新衣。可是大姐工作后第一个月的薪水全扯了花布，并请来裁缝上门给她和二姐量体裁衣，各做了件好看的新外套。这是她记忆中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穿过新衣的经历。
再过两个月，星儿就满十四周岁了。十四年来，大姐对她的健康成长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她出生后，双目瞳孔之间的距离比普通人要近。是大姐经常带她去西郊狮子山公园，背着她登上山顶，眺望远处的青山、绿水、树木和景致，终于把她的眼睛纠正过来，避免了她的眼睛发展成内斜视，让她成长为眼睛明亮、五官端正、人见人爱的小美女。
星儿至今还记得，自己三四岁时，不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体力精力过剩，行走时又蹦又跳，仿佛有使不完的劲。而她的脚就像灌了铅，老是提不起来，如同滑旱冰，双脚习惯性地在地面拖行。一次，大姐带她上街时，她走着走着，被地面一块稍稍凸起的石块绊了一跤。摔得她号啕大哭。大姐一边心疼地背起哭啼不止的她，一边启发她走路要把脚抬高一点，这样就可以减少摔跤。大姐说着还夸张地做起示范动作，如操练的军人走正步，将背上的她颠得一起一伏的，直逗得她收起哭闹，破涕为笑。
失去的总是最珍贵的。过去与大姐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现在都成了抹不去的心酸回忆。如今，星儿一想起这些点滴往事，一想起大姐对自己的好，她就会心如刀割，泪如泉涌。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回到童年，回到大姐的怀抱，无忧无虑地在大姐身边撒娇，尽情享受着大姐的精心呵护。可是她再也看不到大姐亲切慈爱的眼神，和蔼可亲的笑容；再也听不到大姐关心体贴的问候，温暖人心的话语。
想到这里，星儿哀怨地看着母亲。虽然她认为是母亲断送了大姐的生命，但此时她看到母亲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神态失常的可怜相，再也不忍心埋怨母亲。
星儿的哭诉深深刺激了吴玺，让她似乎有所醒悟，她眼皮上翻，目无表情，嘴里喃喃自语：“噢，云儿死了。我最孝顺最懂事最乖巧最听话的女儿死了。是我害死她的。是我把她推到火坑里去的。我该死。我真该死。我怎么这么蠢呢？我怎么就没想到朱文才那么歹毒，那么凶残呢？”
大女儿的突然离去，让吴玺这个争强好胜的女人一下子衰老了至少十岁。她一蹶不振，整天郁郁寡欢、神情恍惚。她就象经历了一场噩梦。她想，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梦就好了。但这一切又不是梦，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现实。多少回睡梦里，吴玺觉得云儿还活着，还是那么乖巧、那么听话，那么善解人意。白天，她站在阳台上，呆呆地望着一个个行人从楼下的巷子穿过。她仿佛从这些人群中看到了云儿轻盈矫健的身影，但这一幻觉很快就消失了。
吴玺对自己过去强行干涉云儿婚恋的行为悔恨不已，无法释怀。云儿的离去给了她毁灭性的打击，不久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患上了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时常捶胸顿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疯疯颠颠的样子既可怜又可怕。如今，她连简单的生活起居都需要林正明的照料伺候。
这会儿，受附近鞭炮声和星儿话语的双重刺激，吴玺的毛病又犯了：她目光凝滞僵冷地靠在立柜上，不哭也不闹，后脑木然地一下一下直往柜门框上撞，频率不快也不慢，撞击不重也不轻，好像她已经麻木了，没有一点痛感。或是想用疼痛来抵消自己的过错。
星儿见状赶紧呼唤父亲：“爸，你快过来，妈又犯病了。”
林正明急忙从厨房赶过来，在星儿的帮助下，按住吴玺乱舞的手足，手忙脚乱地掐着吴玺的人中：“吴玺，你别这样。云儿走了，我们还有月儿，还有星儿，她们都很乖，都很听话，都很孝顺。她们需要我们，我们要坚强起来，为她们撑起一片天。。。。。。”
这场悲剧的另一方，朱家同样遭遇了不幸的结局。朱文才因在武斗中罪行累累，武斗结束后很快被批捕。父亲朱大运和母亲胡菲薇虽然心急如焚一次次想去看守所探视儿子，但一次次被挡在高墙之外。
这天早晨，棉纺厂大门外不知什么时候张贴了一张醒目的布告。此时正逢上班时间。好奇的职工看到这张布告纷纷停下脚步，围拢过来，有些人看着布告的内容还津津乐道地交头接耳、指手划脚地议论着着什么。
朱大运也好奇地凑过去想看个究竟。
众人见到朱大运走近布告，立即一哄而散。连平时无论在什么地方远远见到朱文才就赶紧贴过来，大事小事都要向朱大运汇报请示的厂办主任施时务此时见到朱大运却像见到瘟神似的，露出一丝尴尬的苦笑，迅速走开了。
朱大运见此情景感到十分诧异。他走近布告，抬眼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布告上三个醒目的黑体字“朱文才”，而这个他最熟悉的名字上还打了个更加醒目的红勾。他眼前一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昏厥倒地。有人见此情况，赶紧赶到传达室拨打了急救电话。很快，一辆救护车风驰电掣般赶来，医护人员在周围职工的帮助下，手忙脚乱地将朱大运抬上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
当年，在处决死刑犯前不需要通知亲属。所以，没有任何人向朱大运吐露朱文才被判极刑的消息。虽然朱文才射杀了云儿，而且还有其他命案，但朱大运认为这是特殊时期造成的特殊事件，虽然他知道儿子罪孽深重。但他做梦都没想到儿子会判死罪。
朱大运平时血压就很高。当他得知儿子枪杀了儿媳，心里就一直堵得慌。当他亲眼看到儿子被处决的布告，终于一口气没憋过来，倒在厂门口的地上。虽然经医生多方努力，老命终于被抢救过来了，但脑中风导致身体偏瘫，运动功能丧失，每天都需要胡菲薇为他按摩，搀扶他行走，经常活动身子，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肌肉萎缩，防止病情加重。
朱大运清醒以后，首先就想到孙子。儿子没了，孙子是他唯一的希望。自己这毛病还不知道能撑多久，医生告诉他，如果脑中风再次复发可能就没得救了。于是他请求胡菲薇从林家把朱要武带过来，让他能经常能看到自己现存的唯一血脉。
胡菲薇左手挽着朱大运的胳膊，右手不耐烦地的摆了摆，头摇得像拨浪鼓：“算了算了，睢你这样子，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哪顾得上着那小子？现在儿子都没了，还要什么孙子？这孩子是不是我们朱家的血脉还说不定呢。我看这小子一点不像我们朱家的人。林云儿跟郝仁那么好，这小子十有八九是郝仁的种。”
朱大运知道朱要武是他们朱家的亲骨肉，但自己已落下残疾，想把年幼的孙子接到身边来照料，显然是力不从心。自己以后还需要胡菲薇伺候，家里的确没有抚养要武的能力和条件。所以当他面对胡菲薇的一番数落，也只能无奈地望着妻子，眼里流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他悻悻地叹了口气，摇摇了头只好作罢。
林朱两家发生的变故，让朱要武这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照顾。朱要武的日常生活只能由月儿和星儿照料。天真的要武还不知道父母双亡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似乎依然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是偶尔向二姨小姨询问：“我妈去哪儿了？”
两位姨娘不忍心告诉要武实情，只能含着泪搪塞他说：“你妈出差去了。她虽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她始终想着你，牵挂着你，也在看着你。你要听话，做个乖孩子、好孩子。妈妈回来看了会很高兴的。”
虽然朱要武无数次听到这种永远无法证实和兑现的谎言，但他仍然信以为真，无数次幼稚地遥望着浩瀚的天空，希望能看到母亲的身影，盼望着母亲早日回家，像以前一样，将他紧紧拥在怀里，抚摸着他的脑袋，亲吻着他脸颊。多少次睡梦里，他被与母亲匆匆相见却又匆匆离别的场景而惊醒痛哭。
郝仁和李魁经常来看望朱要武，给这个不幸的孩子带些他爱吃的食品和爱玩的玩具。尤其郝仁，每次看到失去母爱的朱要武，内心就感到特别愧疚。如果不是自己固执己见，不听月儿转达云儿善意的劝阻，坚持要去军队驻地给调防的部队送行，云儿就不会冒死陪他同行，她就不会遭遇这场横祸。要武此刻就会无忧无虑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也一定会在母亲的关怀和教育下健康成长。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照顾好朱要武，尽可能给他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和完整的家，把他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回报云儿的救命之恩。
☆、分道扬镳
林云儿死后，郝仁在母亲的催促下，在刘冉父母的筹划安排下，租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简单布置了一下，就与刘冉匆匆成婚，并把母亲接来一起共同生活。郝仁夫妇与郝母各居一室，中间隔着厨房。至此，郝仁的生活开始渐渐安定下来。
但安定的生活并没有消除郝仁的对林云儿的怀念，他整天心不在焉、神不守舍。林云儿临死前的惨状老是浮现在他的眼前。
一到晚上，郝仁总爱用林云儿送他的竹笛吹奏着轻柔、缓慢的曲子，以此寄托对林云儿的思念。他的笛声不再是高吭、嘹亮的旋律，而是《梁祝》、《江河水》、《二泉映月》等原本是小提琴和二胡演奏的低沉、忧郁的旋律和云儿为《我的爱这你守候》这首歌谱的曲子。笛声断断续续，轻缓悲切、显得十分苍凉和忧伤，仿佛是一个男人的心在哭泣，听了让人心碎。
刘冉一听到郝仁吹这些伤感的曲子，就知道他在思念林云儿。起先，她还强忍着自己的不满情绪，但时间长了，心里就难免泛起阵阵醋意。
这天晚上，郝仁又一连吹了几首伤感的曲子。刘冉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郝仁大发雷霆：“别吹了。我们结婚以后，你就天天像奏哀乐似的吹这支破笛子。让人听得心烦意乱，浑身起鸡皮疙瘩。”
见刘冉发火，郝仁既不解释也不争辩，他忧伤地看了看刘冉，默默收起自己心爱的竹笛。他想，既然已经与刘冉结婚成家，他就要尽力维持夫妻关系，维护家庭的安宁。他将对云儿的思念深埋在心底，只要刘冉在家，他不再用竹笛吹这些让刘冉感到郁闷烦心的曲子。
听不到郝仁的笛声，刘冉又有些于心不忍，她爱怜地对郝仁劝慰道：“大宝，（刘冉婚后一直这样称呼郝仁）我并不反对你吹笛，我打小就喜欢听你的笛声。不过希望你吹一些欢快的曲子，激昂的曲子，抒情的曲子，悦耳的曲子。这些曲子听起来让人心情舒畅，使人忘却烦恼，令人信心倍增。大宝，振作起来吧。过去的一切就让他过去了，人总得要向前看，不要老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郝仁没说话，只是咬着嘴唇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1968年底，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郝仁很清楚，月儿高中毕业，按政策即将下乡插队。星儿还小，目前没有能力抚养照顾朱要武。而且她明年初中毕业，也将步入上山下乡这条人生的必经之路。而眼下朱要武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顾及不了这个苦命的孩子。虽然月儿和星儿平时对这个不幸的侄儿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但她们一旦离开生活多年的江宜市，离开要武，如果没人替换她俩照料抚养朱要武，这孩子就成了无人问津、无人照管的孤儿。现在朱要武只有两岁，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他以后的生活谁来关心，谁来照顾？他能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么？朱要武成了郝仁挥之不去的牵挂，他不能不考虑这个不幸孩子未来的生活和命运。
这天夜里，郝仁想到朱要武目前面临的处境，彻夜难眠。刘冉见郝仁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就猜到他有什么难言的心思，或遇到什么犯难的问题。于是她忐忑不安地询问道：“大宝，你今天怎么了？老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吗？你快告诉我。”
郝仁这才打起精神，坦露了自己的心声：“刘冉，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朱要武这孩子父母都没了。他爷爷瘫了，外婆疯了，他的二姨要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你看这孩子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我们能不能把他接到我们家来抚养？让他有个正常的生活条件和成长环境。”
刘冉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紧闭双唇，波浪鼓似地摇着头：“大宝，其他的事我们都好商量，我都可以满足你，但唯独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我不能刚结婚就突然冒出一个孩子。如果我们收留他，虽然我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继母。但在朱要武和外人的眼里，我就是他的后妈。后妈是世界上最难以胜任的角色。这孩子以后要是跟我们共同生活，我对他说话重了不好，轻了也不好；管教严了不好，松了也不好。不像自己亲生的孩子，厚一点薄一点都无所谓，别人不会说长道短评头论足。我不能让别人在我的背后指指点点，戳戳捣捣。”
刘冉见郝仁面露为难之色，久久陷入沉默，知道他心里很纠结。但她又不愿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妥协让步。于是她又推心置腹地解释说：“大宝，不是我不近人情。希望你换位思考，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如果我以前谈个对象，他的孩子需要我抚养，我把他带过来，你能接受吗？”
郝仁没有丝毫犹豫，他坚定地说：“如果这个人为了救你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我自然会接受的。”
刘冉听了却不以为然，她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赌气地反驳说：“别说得好听。革命没革到自己的头上，谁都可以信誓旦旦，谁都可以理直气壮。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想做个大善人，做个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观世音菩萨。但我们的能力有限，养孩子不是养小猫小狗，多养一个孩子要付出很多很多，要供他吃饭，供他穿衣，供他上学。这需要我们付出多少时间和心血，需要增加多少花费开销。你我都是工薪阶层。我俩现在的月收入加起来也就七八十块钱。你的母亲既当爸又当妈，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我们赡养她孝敬她是责无旁贷、天经地义的。但朱要武这孩子与我们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我没有抚养他的义务和责任。再说，如果有人问我这孩子是谁，我怎么回答？我告诉别人，他是我丈夫以前情人的儿子么？再说，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如果朱要武与我们自己的孩子闹矛盾，我怎么处理？怎么平衡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说实话，我没有那么无私，那么高尚，那么心胸宽广，那么豁达大度。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不会偏袒朱要武，但如果我向着自己的孩子，别人会指责我，说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的，厚此薄彼。人言可畏呀。”
“可是朱要武的母亲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如果眼睁睁地看着他面临困境而无动于衷，不去伸手帮他一把，我不是忘恩负义吗？我还算是人吗？刘冉，你就看在我的面上，可怜可怜这不幸的孩子吧。”郝仁几乎带着哭腔求助刘冉，他想竭尽全力说服妻子能接受朱要武。
郝仁苦口婆心的劝说丝毫动摇不了刘冉的铁石心肠，她带着嘲讽的口气说：“我听过你和林云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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