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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武器-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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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似乎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黄以恒，即使能找出来，也不能在黄以恒将自己待为上宾的时候，为一瓶好酒上纲上线。
黄以恒不停地给郑天良夹红烧猪蹄，又招呼钱萍给周玉英舀老母鸡汤，从场面上看，不像上级请下级吃饭，倒像下级请上级吃饭。郑天良在这种感觉中对黄以恒就多了一份情感的东西，情感就像老母鸡汤，又浓又稠，让你无法拒绝。
两个孩子吃两口，就去玩一气，他们对吃饭不感兴趣，他们生活在游戏中。
桌上实际上只有四个大人在吃喝，黄以恒倒了满满一大杯酒敬郑天良夫妻俩：“我一直是把老郑当作兄长来尊重的，这不仅是因为老郑年龄比我大又是我以前的老上级，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工作分歧，但最终都是老兄让着小弟，而且在很多谣言和挑拨离间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以私人的名义向郑兄和嫂子表示感谢。”说着一仰脖子将酒全都倒进了喉咙里。
郑天良也站起来回敬黄以恒夫妻，一是对盛情招待的感谢，再就是接着黄以恒的话表明了态度，他说：“当我以工作为重，以事业为重，以党的原则为重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工作分歧上升到个人恩怨上去，也不会相信什么谣言。”
黄以恒接着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无限地扩大化和阶级斗争化，比如说在老郑到实验区任职一事上，就有人传言说这是梁邦定书记的安排，说我跟老郑都是梁书记的人，是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其实这完全是我跟老郑协商的结果，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美差。进常委怎么啦，以老郑的政绩和能力，早该接任县长了，但有些事就是摆不平，市里县里的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我们两个人同时上嘛，我都干累死了。”
黄以恒叹了一口气，又给郑天良倒满酒，郑天良说自己酒量不行，黄以恒就说你喝半杯我喝满杯，两人你来我往竟将一瓶酒对吹了。
周玉英在用汽水敬黄以恒夫妇，她说：“我家老郑是直脾气，有得罪黄书记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他这个人没心眼。”
黄以恒也恰到好处地说：“我有时候跟老郑沟通不够，事情一多，就不大注意细枝末节了，在有些事上做得也很不周到，也产生了一些误解，还望郑兄和嫂子能宽恕。”
灯光照耀着桌上渐渐变凉了的菜，郑天良面前是一堆骨头，嘴上不可避免地油光灿烂。这次家庭宴会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聚会，成了一个互相谅解互相团结的聚会。家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家里的事任何时候都显得很好解决，因为家里的矛盾是定位在自家人这一性质上的，所以一般说来，私人的事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事在酒桌上解决，这几乎就成了中国国情的另一道风景。
临走的时候，黄以恒送给郑天良一条“红塔山”香烟，郑天良坚决不要，黄以恒说：“你不要把我们的私下里的关系工作化好不好，这是老弟给你老兄的一点敬意，总不能算是我向你行贿吧？你不还带来一瓶芝麻油吗，如果你非要在大过年的时候按工作原则办事，那你就将麻油带回去，另外我们再坐下来算算今晚的伙食费，人均分摊一下要付多少钱。这不是存心要将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嘛。”
郑天良无话可说，周玉英接过黄以恒的香烟，说：“只要是黄书记给你的，一千条也照收不误，既不是建筑队给你的，也不是下级给你的，怕什么？”
黄以恒说：“嫂子，我可没有一千条烟送老郑，我这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省给他抽的，因为他烟瘾比我大。”
郑天良晚上回来后，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觉得黄以恒对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对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荐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件事上，在对他的人格尊重上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在他当副县长一事上也都是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从私人情感上说，黄以恒对自己关爱有加，到王桥实验区当管委会主任，给自己的进退都留好了路，还进了常委。把三省交界的这样一个全省瞩目的综合经济实验区交给自己，也就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独挡一面再创辉煌的机会，也等于是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里面包含着信任，更包含着关心，但黄以恒不愿直接说出来，他只是说这是不好干的工作，是一个让他很为难的工作，只有不好干的工作为难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绩来。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是郑天良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春节，他像一个加满了油的推土机，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桥集推出一片崭新的世界来。
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尿，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贪污，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
郑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桥集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的。
虽然年初六正式上班，从上到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县里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初六上班点个卯，十五小酒没喝好，二十上班手不熟，三十才算节过了”。王桥集乡政府院子里空空荡荡，办公室除了一个值班的办事员外，还有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似乎缺少过年应有的食物，声音有些烦燥。郑天良问陈凤山在哪里，值班的说在郭乡长家里喝酒。
郑天良找到陈凤山时，他们在郭乡长家已经将八瓶白酒掀了个底朝天，酒肉的气息四处蔓延，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郑天良要是平时，可能就要发火了，但今天是过年第一次见面，而且在行政关系没理顺前算是站在别人的地盘上，他就忍住了。他进去后只说了一句：“各位诸侯新年好！”
陈凤山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说：“郑主任，你也不先打个电话来，来来来，先喝两杯！”其他乡干部依次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酒和油汤。
沈一飞说郑县长已经在乡政府食堂吃过饭了。陈凤山就说那就晚上到他家接着喝。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郑天良说：“老陈，我们还是先把合署办公后的工作议一议吧。”郑天良用了一种商量的口气。
陈凤山一听说工作，马上就借着酒性发作了：“他黄以恒搞什么名堂，实验区连个招呼都不打立即上马，一味地命令我们先配合，可王桥集乡干部们怎么安排，他就像对待没娘老子的孤儿一样不管不问了，连个交待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郑天良解释说：“县委还没来得及做过细的分工安排，但你们都是实验区筹委会的成员，王桥集乡改为综合实验区后，我们现在要立即着手平整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土地，先让机器开进去，尽快拿出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招标的条件。这些前期规划工作必须在正月十五前要完成，不然就不可能在年底跟县城工业区同时举行落成典礼。”
陈凤山将一杯白酒一口喝下去，声音吵哑地说：“郑主任，钱呢？五百万到位多少了？我听说才划过来二十万开办费，工程一上马，花钱如流水，现在搞工程的，可不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不见票子不拉弦’。我说这话绝没有对你郑主任的不敬，我是对黄以恒没有信心，更何况你本来就是被黄以恒排挤出来的。”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你老陈怎么能这样说话，建实验区是市委的决定，我也是市委任命的，而不是黄以恒任命的，怎么能说出排挤这种没有原则的话呢？没钱由我来找县里和市里，但你们作为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下午，不，马上跟我一起回乡政府开会！上班时间还在喝酒，成何体统！”
郑天良一扳起脸发火，所有乡干部们的酒全醒了，他们抹着脸上的虚汗，纷纷离开一桌子残羹剩汤，他们从鸡鸭鱼的残骸中站起来，像一群喝醉酒的俘虏被郑天良押进了乡政府会议室。他们知道郑天良的脾气。
13
陈凤山原来跟黄以恒在县政府办是同事，省农校毕业的，不知什么原因，提为副科级秘书后就被下派到了合安县的“西伯利亚”王桥集乡，他对黄以恒很不满，郑天良的理解是可能是因为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而且自认为能力不弱，而一个上去了，一个却下来了，心中难免有些怨言，而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却必须要从大局出发，维护黄以恒的威信，春节过后，他更加明确了这一原则。
陈凤山对郑天良说：“郑主任，我比你更了解黄以恒。”郑天良对陈凤山说：“我不希望你再说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事，我们要多谋事，少谋人。”陈凤山说：“你不谋人，人要谋你。郑主任，你要不是有省委魏廷旺副书记给你谋一下人的话，你还不是在东店乡跟我一样喝得醉熏熏的。”郑天良说：“我即使在东店乡也不会像你这样不思进取，自甘沉沦。”陈凤山苦笑了笑：“郑主任，我肯定会支持你的，但我支持你就把实验区办起来了？”郑天良说：“我只要你支持就够了。”
郑天良知道陈凤山心里憋着一肚子窝囊，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当然不敢跟他摆老资格，他在朝阳公社当书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但陈凤山心里不服黄以恒是能看得出来的，而现在的黄以恒根本不需要陈凤山这类角色来评定功过是非，他是市里省里树的典型，连郑天良现在都不得不让他三分。陈凤山并不一定反对建实验区，他真正反对的是没有让他主政实验区，副县级职位是他们这些乡长书记们一生而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可这个理想却偏偏在机会来的时候又失去了，他对黄以恒过激的评价就在所难免了。
从年初六开始，郑天良就将乡政府的大小官吏们全都作为人质绑架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家在这里的回家吃饭，家不在这里的一律吃食堂，谁都不许喝酒，包括陈凤山在内，还没人敢反抗郑天良，郑天良觉得在乡镇这一级他总是能那么一呼百应如行云流水，这也许真应验了老反革命吴成业的那句话：“你只适合在乡镇当一把手。”这话究竟是说他的能耐只能在乡镇当头呢，还是说县一级的衙门根本就容不下他这样的人呢？无论往哪一方面想，都不是好兆头。不过，在这关键时期，他不愿往深处想。
吴成业是年初七到王桥集的。吴成业最初在电话里答应了郑天良的请求，可沈一飞车子开回去接他的时候，他却不愿来，他说如果设计的交易市场被否定了还不如不来，郑天良在电话里骂他道：“你这个老反革命，怎么就喜欢跟革命唱对台戏呢。你要是不来，我明天早上就赶回去吃住在你家里，只到你答应为止。”吴成业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好吧，我答应你，但一个无赖是干不成大事的。”郑天良说：“我从来没说让你来帮我干大事，不就设计一个交易市场吗，也就四五百万的盘子。”
到正月十五晚上九点多钟，前期规划已经完成，交易市场的图纸是吴成业设计，一个十字小街向四面幅射，两层青瓦白墙的带有徽派建筑特点的铺面古色古香错落有致，郑天良说：“你可千万要为我省钱哟！”话说得小心翼翼不敢得罪。吴成业说：“每个铺面除了马头墙要多花三四百块砖头外，造价比农民家建房子都要省百分之二十的钱，比黄以恒找人设计的通往省市的那条窗口道路上的农民新村造价每幢要省百分之三十五的钱。你看能给我多少奖励吧？”郑天良说晚上我奖励你吃红烧猪蹄，吴成业对陈凤山说我的智慧就值三个红烧猪蹄，陈凤山笑着不答腔，郑天良说：“不，你最少也得值四个猪蹄。”设计方案一致叫好，而平整土地的工作在初八就开始了，陈凤山动用乡农机站的推土机，又招了两百多民工，昼夜不停地奋战在工地上，因为是在乡政府边上的农田里建市场，所以也不存在拆迁的事，农户们在献出土地后，每户只要花八千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铺面，而每个铺面的造价是一万四千多块钱，其余都由政府贴了。工程建设分工已经明确，水、电、路、工程招标、质量监督、招商入住、包括建澡堂、办学校、邮局、厕所等等都已经落实到人了，郑天良总负责，主要是筹划资金到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按计划年底举行落成典礼已不成问题。所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他们有人胆大妄为地跟郑天良开玩笑说：“郑主任，你的政绩主要是靠绑架人质实现的。”郑天良并不生气，他说：“反正喝酒喝不出政绩来，小平访问日本的记录片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日本人靠玩命干出了奇迹，即使像吴成业这样的科技分子，他不玩命，就不会设计出大家都满意的图纸，也不会让他的科技知识变成生产力。”郑天良说完这句话，走到窗前听远处工地上的推土机还在轰鸣着，他对一屋子乡干部们说：“走，到食堂去，我请你们喝酒。”
夜幕下的王桥集，正在酝酿着郑天良压抑了好几年的欲望和梦想。
吴成业在离开王桥集前一天晚上跟郑天良进行了一次长谈，吴成业从来不把郑天良和黄以恒当成领导，他把他们当成是同学，从关系上说他跟郑天良更近一些，所以平时来往也多一些，但吴成业跟郑天良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今天也不例外，他坐在郑天良的单人宿舍里，手里捧着一把自带的紫砂茶壶，说：“老郑呀，你要是想干事呢，就在下面干；你要是想当官呢，就在上面干。”
郑天良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在上面干的人就不是干事的，当官跟干事在你这里就是对立的，岂有此理。”
吴成业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水，嘴角上还挂着漏出来的一滴：“当官和干事在你身上就是对立的。在上面干，既要会当官也要会干事，或者说既要会干事更要会当官，你是属于那种会干事不会当官的人，当官对你来说不仅干不成事，而且还会当不成官，失败是注定的。”
郑天良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恼火地说：“难道我现在不是既在当官又在干事吗？”
吴成业说：“假如我说你现在既不是在当官，又不是在干事呢？”
郑天良真火了：“我不听你胡说八道了，你这样的老反革命除了牢骚之外，就不能说一点好听的话，说一点安定团结的话，唯恐天下不乱。”
吴成业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下几盘象棋吧！”
郑天良跟吴成业摆上棋盘，一直杀到夜里两点半，总比分是八比七，郑天良赢了，吴成业说：“在实验区这个地方，我必须让你赢。”
郑天良说：“好像你让我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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