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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着-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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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遇到一个毫无戒心的传达室阿姨，指着院子里的一栋楼房说：“就那儿！” 知道地方，我就真去了。两手空空，甚至连点水果都不懂得带。 敲了敲门，门只开了一道缝，出来的人不认识。其实那个时候，江老师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呢。 江老师家里，人特别多。 我礼貌但却坦率地对江老师说：“江老师，我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朱军，我有重要的事情想和您单独聊聊。” 江老师惊讶地看着这个愣头青—— 后来看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和你在一起》，琴童的父亲领着孩子冒冒失失地到俞教授家里求教，唐突而局促，但是充满了勇气和真诚，俞教授被打动了，竟然收下了这个乡下孩子。 当时的我几乎经历了电影中全部的情节，江老师疑惑地看了我很久，把我领进了他的卧室，让我坐在床上，他一盘腿坐在地毯上，特别的男人，眼中既有好奇又有警惕。 “你说吧！”江老师的语气听上去很锐利。 我一口气介绍了自己和谭梅的情况，倾诉了我们的难处。最后，掏着心窝子说：“江老师，和您直说，我和谭梅就是希望通过考试上学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我们不是求您走后门，就是希望您给个考试指标，假如成绩不行考不上，我们绝不会赖着您！” 话一说完，我就准备着被轰出去。和江老师素昧平生，上来就冒昧地提出这么私人的请求，我真是很莽撞！ 江老师眼睛直视着我，忽然说道：“小伙子，你说得都是真的吗？” ＇返回目录＇
凭你这个愣劲，我喜欢！（2）
我点点头。 江老师忽地一下站起来，拍着胸脯说：“就凭你这个楞劲，我喜欢，这个忙我帮定了！” 我目瞪口呆，喜出望外。 我又意外遇到了一个好人，一个秉性相投的好人。 后来江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现在已经过世的王铁虎老师，因为两位恩师的帮助，谭梅拿到了报考的指标。而梅梅更没有让恩人们失望，她很争气，考了当时的专业第9名，被顺利录取。今天想想，由衷地感谢两位萍水相逢的老师，我也因此成了“傻大胆”、“愣小子”。直到今天江老师依旧这样称呼我。 此时，我十分怀念过世的王铁虎老师：谢谢您当年的恩典，谢谢您成人之美，祝愿您在天堂里面一切平安—— ＇返回目录＇
主持成这样，还想和程前叫板？
谭梅的事情解决了，其它事接踵而来。我清醒地看到，全部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央台站住脚，于是只有刻苦地努力。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追赶目标，就是中央电视台当时《正大综艺》的主持人——程前。程前当时人气极旺，长相英俊，潇洒倜傥，一举手一投足充满自信。我反反复复看他的节目，看了首播，看重播，独自关在房间里亦步亦趋地学，差距在哪儿？声音？形象？还是气质？文化底蕴？不知道！ 我们的驻地又搬到了菜户营的一个小楼里。有一天，孟欣在长春电视台的朋友李伟来北京办事，也住在了我们这里。老李岁数比我们大，东北人爽快，吃饭的时候大大咧咧地讲笑话，一不小心，把一锅热汤洒在了身上，烫了满身大泡。当时我的工作不忙，就主动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一来二去，我们俩相处熟了，也就无话不说。我悄悄地告诉老李，我的目标是程前。 老李人直率，经常一语道破我的痛处：“朱军，你都30岁的人了，整天这么晃悠，和兰州那边也说不明白，你以后怎么办呢？” 这句话，几乎成了老李的口头语，天天念叨。 老李瞥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想和程前叫板，到我长春台，我都不用你。” 我们的驻地又搬到了菜户营的一个小楼里。有一天，孟欣在长春电视台的朋友李伟来北京办事，也住在了我们这里。老李岁数比我们大，东北人爽快，吃饭的时候大大咧咧地讲笑话，一不小心，把一锅热汤洒在了身上，烫了满身大泡。当时我的工作不忙，就主动担负起照顾他的任务，一来二去，我们俩相处熟了，也就无话不说。我悄悄地告诉老李，我的目标是程前。 老李人直率，经常一语道破我的痛处：“朱军，你都30岁的人了，整天这么晃悠，和兰州那 边也不说明白，你以后怎么办呢？” 这句话，几乎成了老李的口头语，天天念叨。 有一回，我们一起看我主持的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这是我比较得意的一期。和傣族朋友们过泼水节，我骑着大象，在祝福中被水泼成“落汤鸡”，我挥洒自如地说了些即兴发挥的话。整个节目风格活泼，突破了对着镜头背词的常规形式。我得意地放给老李看，等着听表扬。 老李看完，一言不发，抽了一阵烟，瞥了我一眼，不屑地说：“就你这水平，还想和程前叫板，别说中央电视台，到我长春台，我都不用你！” 当时我像被当众扇了一个大耳光，顿觉七窍生烟。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踹开门，把衣服摔在地上，号啕大哭—— 那天中午，我没给他送饭。 老李在楼道里大喊：“你这个臭小子，这么不经说，你没良心，你不管我了？” 现在回想，当时他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被他打击得体无完肤。然而，就是那回的刺激，让我更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知道了就凭自己当时的实力，凭自己浅显的经验，凭很局限的自我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一个科学的理性的学习过程，台上的举手投足都反映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一个主持人真正的成功不是拿到中央电视台的永久“进门条”，也不是家喻户晓的名声，这个行业是公平的，即使你有如雷贯耳的名气也不代表你被大家接受。我意识到，其实我选择了一条异常艰难的事业之路，对主持人来说，有出镜的机会和节目并不是什么成功，一个真正的主持人一生都走在路上——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多少年了，老李还是那个脾气，我还经常收到老李发来的短信：“臭小子，今天的节目什么呀，退步了！” “臭小子，今天还不错。” 我庆幸身边有这样坦诚直率的朋友，让我随时随地保持清醒。在这里我真诚地说一句：老李，够哥儿们！原谅我上次的小肚鸡肠。什么时候还需要我送饭您说话！ ＇返回目录＇
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1）
1995年8月3日，谭梅接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戏剧表演大专班的录取通知书。 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正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广播学院餐厅吃饭。广院是广播电视的人才库，台里的同事一半以上都是广院毕业生。所以广院学生有着非同一般的优越感，令我这样没有受过电视科班教育，又半路出家的人，不免自惭形秽。 正吃着饭，孟欣呼我。那时候，台里发了我一个呼机，带在身上还挺神气。 孟欣在电话那头语气严肃地说：“朱军，今天人事处让我转告，说兰州那边出了点事儿，让你明天上午八点到人事处去一趟，还说以后不是台里的正式员工不能当主持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明天好好问问，具体事人家没告诉我。” “你千万别着急啊，大家都挺惦记你的。”随后，老孟又体己地跟上一句。老孟很少这么软绵绵地说话。 那一刻的心情，用赵本山的话最贴切：我那心啊，顿时拔凉拔凉的…… 谭梅考上了，我不会又要回去吧？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阴差阳错？食欲没了，垂头丧气地一言不发。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一年多的时间，撇下兰州的事业和家，漂在这里，难道今生今世真的无法圆梦？还是命运考验，好事多磨？ 算了，听天由命吧——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整齐，不到八点就站在了人事处门口。人事处这样的“重地”我是第一次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就碰见了三个熟人：《音乐电视》的亚宁，《综艺大观》的周涛和王刚，全都是一脸的紧张，当时我们都是漂在中央台的打工族。 八点一过，主任出来了，热情地让我们进屋，给每人沏了一杯茶。大家坐成一排，端着茶，像是等待宣判的犯人。主任笑嘻嘻地说“你们都紧张什么呀？”“是这样的”他拿着一张纸，很正式地宣读：“经中央电视台分党组研究决定，亚宁、周涛、王刚、朱军四位同志在主持工作的实践中表现突出，特将此四位同志调入我台工作，即日起办理手续，请各部门配合。1995年8月2日。” 是真的？！ 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感觉—— 只觉得像在做梦。 “亚宁和周涛可以直接办手续，朱军和王刚是现役军人，你们俩的手续会比较麻烦，等等吧！” 没关系，等一辈子都行！我激动不已，原来自己苦苦求索的东西一旦得到，是这样的不知所措！我觉得自己当时和领导说谢谢的时候一定带着颤音—— 迅速回到21楼的办公室，脸上一副木然的神情。一进门，大家都在，见到我，立刻一片哄笑，老孟笑得前仰后合。 “朱军，昨天晚上差点被我吓死吧？” 说着又大笑，老孟绘声绘色地模仿昨天我在电话中的“颤音”——老孟始终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大家习惯遇事就追问“真的，假的？” 我得到的祝贺永远是淡淡的，没有狂喜，没有豪言壮语，再说手续还没有“落听儿”，两厢情愿之后，生活才能重新开始。 时至今日，我发现用各种词汇都写不清那天的心情，是狂喜之后的冷静，还是艰难之后的踏实？ 人事处谈话之后，我开始了平静的等待。这时才发现，等待其实是一种磨练。两年时间，我在不同的地方等待着各种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以后呢，手续办好之后我又该等待什么呢？我似乎习惯了等待，因为等待中的那种悬念感，让生活充满着许多乐趣和意义。 我的手续经过了广电部人事司、国家转业干部领导小组，直到总政治部，转悠了大半年的时间，每遇一个关卡，都令我心惊肉跳很久。最终好事多磨，终于在1996年的3月拿到了正式调入的文件。看到上面总政的大红印章，一颗悬了两年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那个时候，我向台里请了几天假，回到兰州。当把调令交给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瞬间，我心中忽然有了那么一种留恋。部队的领导依依不舍，但顺顺利利地为我办好手续。 ＇返回目录＇
不是台里的正式的人不能上台主持节目！（2）
至此，我正式转业退伍，交回了领章帽徽，结束了我15年的军旅生涯。 站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门口，我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泪水，无限的依恋。 我对着大门，深情地敬了一个军礼！ 今生今世，我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 ＇返回目录＇
我是一名侦察兵
一件东西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 当我实现了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梦想的瞬间，也意味着一个伴随我15年的身份的结束。我拿到了北京户口和身份证，从此我不再是一名军人了，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感受退伍的心情，毕竟我在军营中穿着绿色的军装度过了一生只有一回的“青春期”。 1980年，我高中毕业，当兵是一种“时尚”，尤其是我这种在军队大院中长大的孩子，似乎从小就在等着18岁可以当兵的那一刻，比现在的孩子对大学的渴望还要强烈。我小时候甚至幼稚地认为，我生来就是为当兵的，连名字都叫“军”。于是别无选择，顺其自然地继承和延续了父亲的军旅生涯。 ＇返回目录＇
真实的谎言（1）
部队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每年的三月都要例行植树。我们部队的驻地海拔1700多米，三月份基本上还冰冻三尺，但是冰冻三尺也要种树。于是我们用麦子秆烧火，烤化地表的冻土，再用铁锨将冰冻的土地挖开，挖成一个直径40公分，深50公分的树坑。今天挖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冻死了，然后再烧再挖。每人每天要利用业余时间挖20多个这样的树坑。在寒冷的西北风中，低着头，一个40公分的树坑就是我能见到的最直接的劳动成果，那时候心里并没有什么怨言，但是身体明显吃不消，几乎到了极限。 初中时，我得过一次阑尾脓肿，打了两个月的吊针，算是治愈了。但是在冰天雪地中一折腾，旧病复发。我的阑尾处一阵阵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在数九寒天中竟然大汗淋漓。 小时候的阑尾脓肿导致周围器官的粘连。但奇怪的是，化验了三次，血相都是8000，属于正常。后来了解到，可能是因为阑尾本身没发炎。而血相正常，就没有请假的理由，就意味着必须继续干。我咬着牙，在寒风中坚持挖树坑，晚上冻僵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睡不着觉，老是希望明天一早醒来就不疼了。但是，每天早晨，我都是被生生疼醒。 有一天，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又到医院化验，血相依旧是8000，看到化验结果，我下意识地作出一个决定：那时侯的化验单不像现在都是电脑打印，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写数字。于是我拿起笔，在8000前面加了一个“1”，血相“18000”。我知道那么高的血相意味着病情严重，一定会引起大夫的重视。 我实在已经疼得无计可施。 主治大夫显然觉得疑点重重，但还是马上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切开一看才知道，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了一起，医生迅速做手术，将阑尾切除。尽管找到了病因并进行了治疗，但是医生对于“18000”的血相化验还是觉得十分可疑。 疼痛一消除，我回过神来，马上开始害怕和后悔，篡改化验结果，欺骗医生，欺骗领导，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疼痛时的“不管不顾”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责。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在指导员看望我时，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指导员马上告诉了大夫，大夫几乎是暴跳如雷地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 又说，知道你是一个优秀战士，为了研究那么高的血相用了好几天时间，生怕延误病情。没想到竟然是你纂改，胆子太大了。 接着是一通严厉批评。 没有什么理直气壮，我知道我错了，我老实地承认了一切错误，因为我不疼了，我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看来疼痛对人的意志力真是考验，我似乎没有经受住考验。 玩笑归玩笑，军纪却是严明的，你有千万条的道理，只要违纪便无理可讲。病好后，我在全连大会上，当众接受了最严厉的批评。但鉴于有“自首”表现，又确实“事出有因”，并没有给我书面处分。那是1982年，我18岁，这一年我经受了人生第一次挫折。 从那之后，我努力挽回“面子”，处处积极表现自己。或许因为有了“前科”，我们的指导员王培芳也对我严加看管，别人的小错可以原谅，我芝麻大点的事只要让他发现，一定是他职权范围内最严厉的惩罚。那一段时间，我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他都能找出理由收拾我。有一天下午，我又不知因为什么挨了他一顿数落，心里挺不服气，晚上躺在床上老大不高兴。这时，值班哨兵走过来对我说，指导员叫你到他宿舍去一趟！大半夜的，干什么呀？！难道白天还没有数落够啊？我极不情愿地爬起来，穿戴整齐来到指导员宿舍。进门一看，通讯员明国灿、老班长陆全胜，还有指导员的爱人在屋子里说话。 我一进门，王指导员就招呼我坐下，那口气比白天亲切很多。 我还没坐稳，见炊事班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指导员，您让煮的东西煮不烂！” ＇返回目录＇
真实的谎言（2）
“你怎么煮的？” “我煮了很久了，用筷子杵不动。” “哎呀，算了算了，赶紧都捞出来吧。” 原来，王指导员是江苏淮安人，这次爱人探亲捎来了几只螃蟹给大家尝尝鲜。炊事班长是安徽大别山人，当兵前就没有出过山，从来没有见过螃蟹，当然更不知道怎么做，于是照炖肉的方法炖了很久。 指导员哭笑不得，螃蟹捞出来了，一锅水成了蟹黄汤，满屋子洋溢着螃蟹的香味。指导员和嫂子招呼大家吃螃蟹。在西北能吃上螃蟹，尤其是半夜三更在严厉的指导员的房间里，竟然有这份享受，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况且我还被特别“监管”，能有这样的“殊荣”，真是受宠若惊。指导员还特批大家喝上二两，也没有借机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从那之后，我觉得王培芳并不那么可怕，在他面前我也比以前放开了很多，一心觉得自己得争气，不让指导员失望。因为那顿螃蟹是他对我额外的一次照顾，我老觉得那不是简单的一次美味，倒像是在分享一种情意。那时我特别想立功受奖，想报答一下指导员。在我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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