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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办主任iv-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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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平安抱佛脚”，必须登上这长长的阶梯。从下往上看，只见台阶不见平台，再加上大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连我仰望大佛都头晕目眩的，何况梁市长的血压高得吓人，再加上刚才放生甲鱼时受了惊吓，精气神低落了许多，好在他有一颗虔诚的心，仿佛登上这两百一十八级台阶，就脱离了苦海似的，尽管他虚汗淋漓，气喘吁吁，满脸涨红，仍然坚持往上爬，一边爬，一边还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们两个谁能告诉我，这登云大道为什么是七个平台吗？”
高严抢嘴说：“是不是‘救一生灵，胜造七级浮屠’的意思。”
梁市长停住脚步一边歇气一边说：“你小子刚才在放生池不仅杀生，而且是当着佛祖的面，罪加一等，一会儿到了大佛脚下可得好好忏悔，请求佛祖宽恕！”
高严狡辩地说：“梁市长，我杀生是为了救生，佛祖不会怪罪的。”说完快步往上攀登。
梁市长摇了摇头，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便又步履维艰地往上攀。我担心梁市长的身体，紧随其后。奇妙的是，无论我们是在山脚下，还是在攀登过程中，大佛的“眼神”始终双口垂视，眼神睿智，慈祥地跟随着我们，关注着我们，当我们渐渐靠近大佛时，大佛的“眼睛”仿佛在微微开阖，靠的愈近，眼睛就睁得愈开，嘴角似笑而未笑，欲言而未语，诸多嘱咐即将出口，使人顿生崇敬之心，备感亲切，引发种种遐想。仿佛耳畔梵音袅袅，经声曼妙，眼前瑞霭低垂，佛光普照。越靠近人佛愈需仰视，湛蓝的天空中祥云悠悠，让人产生佛在“动”的感觉。大佛周围信众云集，焚香顶礼。
我发现大佛的人拇脚趾的高度与人的身高差不多，梁市长登上莲花座已经累得像是虚脱了一样，可是他连口气也来不及喘，便一头扑向大佛的大拇脚趾头，将厚厚的嘴唇吻在了大佛的大拇脚趾上，只听见“哎哟”一声，烫得他捂着嘴一个劲地转圈圈。他忘了大佛是由铜板焊接而成，烈日炎炎，手摸在铜板上都烫得受不了，更何况嘴唇。然而，梁市长的嘴唇已经被烫得秃噜皮了，血糊糊的。
我和高严没敢如法炮制，只是用手摸了一遍大佛的卜个脚趾头，刚摸完，高严的手机突然响了，高严接听电话，我赶紧去搀扶累得直打晃的梁市长，站到一个稍微阴凉的地方，然而信众太多，莲花座上地方有限，根本找不到坐的地方，此时梁市长脸涨得通红，眼睛像得了甲亢一样看着我，直嚷嚷头疼，一只手按着自己的太阳穴，另一只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肩膀。
就在这时，接完电话的高严神色慌张地走过来，将嘴凑在梁市长耳畔窃窃私语了几句，梁市长不听则已，听了之后口吐白沫，身子后仰，一个仰八叉摔了下去。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和高严吓傻了，幸亏梁市长的头先磕在高严的脚背上，高严疼得下意识地一抽脚，才又磕在了地面上，否则梁市长怕是要魂归西天了。
我手足无措地埋怨道：“高严，你跟梁市长说了什么？他怎么听了你的话，一下子子就昏倒了？”
高严小脸吓得煞白，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大嫂被‘双规’了。”我气得用手指指着高严想说：“你好糊涂啊，就不能瞒着下山后再说。”可是我又气又急，一时语塞。心想，就怕梁市长听了这个消息受不了，一路上我都瞒着，要是可以告诉梁市长，我早就告诉了，还能轮到你在大佛面前多嘴。
这时围上来的信众提醒了我，“还不快打120急救，他怕是中暑了！”
我赶紧掏出手机拨打120急救电话。大约二十几分钟后急救车才到，在众人的帮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梁市长抬到救护车上。
告别众多好心人，我和高严像囚徒一样上了救护车，救护车的警笛尖锐地响起来，一路上都在重复两个字：“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路上我惴惴不安地给市委书记夏世东打了电话，汇报了梁市长出事的过程，夏书记听了以后长叹一声，嘱咐我和高严务必护理好梁市长，随时保持和他联系，他立即派人赶到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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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领导，接下来的事情你们比我清楚，因为当天傍晚你们就派人赶到了无锡市人民医院，我和高严当场被实施“双规”，跟随专案组的四位领导回东州，你们留下两位领导专门护理梁市长。
我被“双规”以后，尽管心里非常挂念梁市长的病情，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他是死是活的消息。直到一个星期前，专案组两名领导找我谈话时，才向我透露，梁市长没死，但也没醒，已经住进了清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据两位领导透露，医生说，梁市长怕是永远要睡下去了。我听了以后，心情非常沉重，之所以如此沉重，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本来驻京办和大圣集团合作的事是梁市长一手促成的，圣京公司走私的事只有齐胖子和梁市长能说得清，我虽然名义上是董事长，但仅仅是挂个名，走私具体怎么操作的，我根本没参与，但眼下齐胖子跑了，梁市长成了植物人，我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应该感谢我现在写的这篇自白，这篇自白让我理清了思路，更看清了我自己和我的爱情。上一次专案组领导找我谈话时，向我透露，杨厚德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他不仅恢复了自由，而且还恢复了工作，现在是东州市驻京办副主任并主持工作，我能想象得到，不久的将来，杨厚德会取代我，为驻京办主任。如此一来，杨妮儿那个小妖精的全部目的都达到了，她现在很可能正依偎在习海涛的怀里说着贴心细语。我现在被关在这坟墓一样的房间里只能靠幻想和回忆打发每一天，尽管我不能被判死刑，但我的心已经死了。即使我真的死了，杨妮儿，我知道你不可能像寡妇一样悲伤，更不可能在我的坟前站一站，献上一束鲜花，但是你也不可能将我忘掉，一辈子都不可能将我忘掉，早晚有一天你会良心发现，对自己在我身上干的那些卑鄙勾当感到恶心，我已经听到你在梦中凄惨的尖叫，罪梦才刚刚开始，从今往后，我会像鬼魂一样在你的梦中缠着你，直到有一天你进行忏悔，从这一点上说，你和我仍然是一体，别想甩了我，杨妮儿，你和我的故事并没有完。我之所以将我们的故事写下来，不仅仅是为了拯救我的灵魂，也包括你。为此，我没有掩饰任何东西。我希望我写的这份东西，不仅专案组领导能看到，更希望有一天你也能看到，我已经体会到你看见这份东西时的神情，这绝对是一面镜子，但不是你平时照的普通镜子，而是一面魔镜，绝对能够照出你这个小魔女的灵魂。
故事讲到这里，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想着我了，然而，我错了，那天专案组领导说有人从澳洲专程来看我，我冰冷的心顿时温热起来，我老婆，不，只能惭愧地说是我的前妻，领着我女儿泪眼涟涟地站在了我的面前，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们母女，即使我现在在她们面前长跪不起，也赎不了我对她们的过错，她们却不计前嫌，在我人生最最需要温暖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我的身边，我还能说什么……
专案组领导安排我们见了二十分钟，我老婆和我女儿哽咽着说不出话了，尽管没说什么，但是我什么都明白了。她们恋恋不舍地离开我时，我透过窗户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大哭起来，我生来从未流过这么炽烈的眼泪，我感到泪水像刀片一样划过我的脸，流到我的下巴上，引起阵阵灼痛。我知道，这是忏悔的泪水，流得越多越能洗涤灵魂。终于，我的鼻子也被堵塞了，憋得喘不上气来，然而我感觉我的灵魂却开窍了！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模糊的希望……
·19·
附：顾怀远创作的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
关于一本题名《驻京办主任》的书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后记，是因为接受了我妻子的建议，她认为应该在每一部作品完成后，写一篇后记，主要是阐述我的创作初衷。其实想写一部关于驻京办的长篇小说在我给贾朝轩当秘书时，就萌生了。大家知道，我从小酷爱文学，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个文学梦，尽管大学毕业后，我阴差阳错地从了政，但是心中的文学梦从未泯灭过。当年贾朝轩在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我在北京陪读，就住在东州市驻京办，每天和丁能通、钱学礼、黄梦然、白丽娜打交道，足足有一年时间，对他们每天迎来送往、“跑部钱进”、招商引资、搜集信息、“截访维稳”等工作再熟悉不过了。
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丁能通经常在我面前哭穷，求我在贾朝轩面前溜缝，希望贾朝轩给驻京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批几块好地，丁能通常说，驻京办这个地方，有多少钱都不够花。我问他为什么？他摇着头说，那么多京城大员的夫人孩子都来驻京办报销，再加上省市领导的老婆孩子，财政那点钱根本不够。在驻京办，最肥的差事就是接待处处长，一天到晚不知要安排领导吃多少顿饭，如果接待处处长不检点，光靠报销饭票子就可以赚个盆满钵盈，后来黄梦然东窗事发，有相当一部分贪污款是多报饭票子。在驻京办人人都有一个关系网，主任、处长们不用说，就连车队队长由于经常为领导以及领导的老婆、孩子开车、派车，而成为心腹的也不乏其人。有一次我和能通开了一辆挂部长级车牌子的奥迪车，去中央党校接贾朝轩，奥迪车驶出中央党校大门不远，就被一名上访妇女给拦住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脱身。在车上，我跟丁能通开玩笑说：“能通，你应该将每天经历的事用日记记下来，将来驻京办主任不干了，就以驻京办为题材写小说，再把小说拍成电视剧，一定会火遍大江南北。”丁能通不以为然地说：“只可惜我对文学一窍不通，怀远，你不是一直都有个文学梦吗？什么时候想写小说了，我给你提供素材，不过发了财，可别忘了挖井人。”当时只是戏言，不承想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
经过“肖贾大案”炼狱般的心灵洗礼，我通过文学重新找同了自己。当年和能通的戏言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越来越让我寝食难安。我的头脑中不停地构思着《驻京办主任》这部K篇小说，其实从当年与能通戏言开始，我的头脑中就没有停止过对驻京办这个特殊政治平台的思考。终于以昌山市驻京办撤离北京为契机，我的灵感被激发了，我下决心完成《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当然我没有忘记丁能通当年对我的承诺（尽管是戏言），要想让这部作品生动起来，丁能通是一口深井，即使他不情愿，我也不能放过他。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能通听了我的想法后，竟将就任驻京办主任以来的日记借给了我，整整三大本，在我看来，这三大本日记不用修改，起名为《驻京办日记》，直按给出版社出版，就会成为中国最火的一本书。丁能通的这份真诚，让我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我深知，只有写一部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才不至于辜负能通对我的希望。这也是我之所以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能通”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暗含着一种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警示、提醒和嘱咐。众所周知，驻京办是个大染缸，有一个别名叫“蛀京办”，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要想做到出污泥差而不染，谈何容易啊！从“肖贾大案”算起，东州市仅副市级以上领导就倒了三批了，这期间东州市驻京办也有两名副主任腐败掉了，这就是钱学礼和黄梦然，我不希望再有第三个，更不希望丁能通重蹈覆辙。毫无疑问，小小的驻京办好比百慕大三角，北京城有很多驻京办，如果每一个都好比百慕大三角，那么北京城就成了一艘闯入百慕大三角的船，说办句心里话，在我心灵深处不情愿将驻京办比做百慕大三角，姑且比做一座座迷宫，驻京办主任都是些身陷迷宫的人，我希望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能成为阿里阿德涅线团上的线头，每个驻京办主任手里都牵着这个线头，像忒修斯杀死牛头人身怪物一样，成功走出迷宫。因此，我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能通”，其实就是献给了所有驻京办主任。
但是我拿到能通给我的日记后，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东州市监狱局的朋友请我吃饭（当然他也是我的书迷），告诉我原东州市驻京办副主任钱学礼在监狱里一直不安心改任造，始终企图通过申诉为自己减刑，目前在狱中写的申诉材料可以出一本书了，我才突然顿悟，何不以一位刚刚被双规的驻京办主任作为叙述者，通过回忆录的形式写一份自白书。我一直在创作上有一个改造、革新小说形式的抱负，应该以《一位驻京办主任的自白》，也就是《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为契机，大胆尝试一种新的叙述方式，为此，不惜破坏掉传统的所有模式，正所谓不破不立。好在我是学理的，不受文学固有的思维之狱的限制。
《驻京办主任》写的是腐败分子丁则成在被双规时对犯罪过程的回忆。为了准确把握丁则成的心理，我求监狱局的朋友帮我借阅了钱学礼在狱中的申诉材料，通过阅读，我大受启发，钱学礼的申诉材料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充满了含糊性和矛盾性，他申诉的主要理由，就是竭力辩白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由于丁能通的陷害，称自己是“肖贾大案”的受害者，称贪官的罪恶并不是一个或者某一些人的过错，而是整个体制的过错，整个社会的过错，凭什么整个体制和社会的过错要由个人来承受惩罚？同时他又以忏悔的口吻坦言自己的罪行，讲述事情的原委，并细细描述自己贪污受贿的心理，在罪与非罪之问拷问自己的灵魂，使读到这份申诉材料的人感到：钱学礼的罪行虽然违反了党纪国法，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又因为他处在一种逼良为娟的环境中，这种含糊性和矛盾性恰恰反映了官场生态环境的残酷性。为此我在《驻京办主任》中设计了一个美若天仙的杨妮儿，表面上她是替父报仇的侠女，通过美人计一步一步逼丁则成掉进了桃色陷阱，但更深层次的隐喻是，杨妮儿犹如现实当中的机制充满了诱惑，杨妮儿恰恰是运用机制上的缺陷诱惑丁则成掉进桃色陷阱的，丁则成实际上是一个颇有警觉性的驻京办主任，但是人性在强大的机制面前是十分弱小的，丁则成的就范不是他个人的就范，而是官场人在体制面前的集体就范，我恰恰想通过《驻京办主任》这部长篇小说揭示官场人面临的整体困境。旧的机制正如美丽的杨妮儿一样，诱惑着官场人，一个一个地掉进陷阱。尽管有对机制深刻的思考，但是我并未使小说陷入粗俗的色情和传统的道德说教之中，而是始终向灵魂付出美感，我一向认为使文学作品不朽的不是其社会重要意义，而是其艺术，也只能是艺术。正因为如此，我力图使《驻京办主任》成为一部探讨艺术和审美的小说。丁则成在自白中对犯罪心理普鲁斯特式的剖析，充满了碎片和梦幻。驻京办的现实是残酷的，但丁则成的头脑中却是迷幻的，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人物都像章鱼一样生机勃勃。
从这个意义上讲，《驻京办主任》这部作品大大超出了自传体的范畴，而成为一个浩渺的、诗意的存在。这部小说全篇采用了典型的倒叙，但在叙述中间不时插入丁则成在“双规”中的情况。这种叙述方式完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思维之狱，在表现悲剧冲突时没有渲染毁灭和悲情，而是突出了与传统悲剧不符的戏剧性效果和荒诞风格。《驻京办主任》描写的是丁则成自作自受的悲剧，却极富戏剧色彩，充满了黑色幽默的魅力。本来丁则成迷恋杨妮儿的美貌，费尽心机想把杨妮儿搞到手，杨妮儿却将计就计诱惑了丁则成，以至于丁则成向专案组领导喊冤：“在驻京办主任的岗位上，我一干就是十年，直到我遇上杨妮儿，这个勾人魂魄的小婊子。请原谅，专案组领导，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是被桃色陷阱陷害的，我是冤枉的。”之所以这么写，就是想造成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艺术效果。但是在哭笑不得之后，人们不得不绕到小说的背后，去寻找更加深刻的存在，这就是我的写作意意图。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陷害与反陷害的故事，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滑稽与模仿，目的是想告诉读者，小说的荒诞完全是由于现实生活的荒诞使然。
顾怀远
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十六时整于沈阳
·20·
尾声：恍如一梦
王晓方一向认为，顾怀远的小说是一面镜子，凡是镜子都有点可怕，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然而王晓方有个习惯，他喜欢在睡觉前躲在床上读几页书。近来他读顾怀远的《驻京办主任》，发现他了解的顾怀远不止一个，起码有两个，甚至几个。正如他在《驻京办主任》中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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