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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胡同第几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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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室内照，我居中间，两边各一位先生。人像颇大，显露出的背景不多，但我还是很容易回忆起来，那是在当时《华侨日报》总编辑谭先生家中。当时他家位于百老汇街南段的一座高楼里，他在家里为我到访安排了一个大型的“派对”。那种格局的公寓，那时候我才第一次见识，它一端是敞开式厨房，然后是开放式餐厅，再往下是用沙发围成的第一会客区，然后是敞开式书房及第二会客区，最后是一架三角钢琴占据的演奏区，这些连起来大约有三百平米空间的各活动区域之间，绝无墙壁隔断，两面都是高大的落地玻璃窗，将那曼哈顿的万丈红尘展露无余。后来他请我到他家小住数日，才发现书房一侧有个通道，穿过去，才是他们的卧室、儿童间和客房。
谭总编家里那宽敞的空间，邀几十位来宾参加“派对”并无拥挤感。餐桌上摆满酒水小点以及热菜主食，宾客自取，随意组合，或坐或立，谈笑风生，从傍晚一直持续到夜深，最后窗外满是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以及远近摩天楼的万窗灯火。
那天我是主客，参加“派对”的洋人不多，满眼同胞，当然，有的已经加入美国籍，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香港，其中大部分是文化人。一九八七年那一年开初，我惹了事，王蒙在他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里有所叙述，可参看，这里不多说。我惹的事我承担，这本来是个局部的问题，没想到一时搞得很大，以至海外反应强烈，甚至对中国究竟还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有所担心。在美同胞自然也都关切，到了下半年，形势明朗起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并无改变，《华侨日报》向我发出邀请，有关部门批准成行，到了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第一场演讲，我的题目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以一九七七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始，个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过程里的体会，现身说法，告诉大家。无论如何，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会改变。那天的“派对”，就在哥大演讲的当晚举办。气氛很热烈。许多来宾约我合影，我把“傻瓜机”交给谭总编，他拍了许多。
如今我凝视的那张照片，左边那位分明是音乐家谭盾，右边那位，无疑是画家陈逸飞。谭盾那时侯正在纽约攻音乐博士学位，他的一些刻意将中国古典文化元素融入西方曲式的创新之作已经问世，并且已经获得了国际奖项。陈逸飞那时已经开始以中西合璧的画风在美国获得非同一般的知音。但是，我要承认，当时我对他们知之甚少，虽然后来他们名气越来越大。我也记得他们曾参加过那次“派对”，但我对是否与他们合过影，始终不曾有深刻印象。恰巧这回整理旧相片前，电视台刚播出一台有谭盾参加的节目，因此翻检到那张旧照片，就觉得怎么如此眼熟啊？帮我一起整理的年轻朋友说：“呀！双名人啊！”他指出那边一位是陈逸飞，陈逸飞前岁英年早逝，对他的报导尤多，他的相貌我已熟悉，对照二十年前合拍的照片，就是此人！望着照片，我感慨万端。
在电视节目里主持人问谭盾：“你最珍视的财产是什么？”他回答说：“想象力。”二十年过去，谭盾脱去青涩，精壮成熟。想象力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心财啊！陈逸飞的想象力不仅体现在静止的油画，还体现在自编自导的电影里。可惜他未拍完《理发师》就仙去。人最宝贵的财产确实是心财。当年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挨过来与我合影，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翻阅着那天所有的合影，觉得人虽各异，情却相通，就是他们都愿意以一种言语以外的善意，来支持一个定居北京、参与改革开放进程的写作者和文学编辑。通过祝福我来祝福亲爱的祖国，再不要折腾来折腾去，把强国的步子迈得更坚决更稳妥。摩挲着旧照片，一股热流贯通全身：善意，革新，坚持，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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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抖腿到凝神
我小时候绝非神童而是顽童。四五岁的时候，在重庆，父母常带我和兄姊去看厉家班的京剧。厉家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最出色的戏班。“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并坐观赏过厉家班的演出。但那时侯我看不懂京剧，在哐哐哐的锣鼓声中，坐在大人膝上，兴奋莫名而已。八岁时随父母到了北京，新中国有了新剧场和新式演出。有趣的是，父母都很适应京剧的新式台风，我却偏冥顽不灵。有回他们带我去看戏，我在座位上扭股糖似的不安生，哼哼唧唧地无理取闹：“我要看茶壶嘛！怎么老没茶壶嘛！”原来旧式京剧演出，主要演员唱完一段或数段，就会有一位穿长衫的人端着一个小茶壶，出来喂歇气的演员饮茶润喉，行话叫“饮场”。虽说京剧是大写意的虚拟手法，但“饮场”毕竟破坏了剧情的连贯，而且，你想想，无论是即将碰碑的杨继业，还是带枷发配路上的苏三，观众正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却忽然一段唱完有人来给他们喂茶，如此享受，作何解释？除了“饮场”，旧时还有“检场”，比如《三堂会审》，苏三跪下前会有穿长衫的人来为她放下软垫，终于唱完站起来后那人又会出来取走那个软垫。我小哥很早就是票友，攻梅派青衣，他在家里自排《三堂会审》，我就总盼着当“检场”的给他放椅垫，后来他很不耐烦，翘起右手食指“嘟”地一声将我斥退。
看京剧，起初我只爱看三种剧目。一种是开打的，《三岔口》那种“冷打”不甚喜欢，最喜欢的是锣鼓喧天中满台扎靠背旗摆翎的武生花面，耍着大刀斧钺双锤双锏，激战得不亦乐乎，而且当中还一定穿插许多小兵的筋斗连翻，每当锣鼓顿止，台上诸战将凛然定格亮相，我也会和大人内行一样使劲鼓掌。第二种是旦角戏，但《武家坡》那种青衫贫相的旦角不懂得欣赏；《贵妃醉酒》那样的宫妆又觉得累赘；最喜欢的是《凤还巢》里程雪娥那类的装扮，头上许多饰物在灯光下闪烁如星，更有那衣衫上绣出的大朵牡丹或七彩珍禽艳丽夺目，如有这样的“阿姨”（刚到北京还不习惯使用“阿姨”一词）贯穿全出，则剧情已在其次，小小的心，完全被其华光异彩所迷惑。第三种是剧情层次分明的“整戏”，如《三打祝家庄》，有悬念，有跌宕，小孩子也能看得明白。
十来岁的时候，跟家长去看戏，大体上坐得住了，但如果是沉闷的折子戏，前后剧情不明，只有一个衣衫素净的老旦或老生在台上咿咿呀呀许久，我不耐烦，不由得左腿便连续抖动，母亲一般总坐在我左边，她就会眼睛盯住台上，右手默默地按住我的左腿，或者更轻拍几下，以示制止，有一回我仍顽固地抖腿，她忍不住侧过头来，轻声责备：“幺幺，不可以！”那时的剧场基本上都是铁木结合的连体椅，我的抖动，使附近坐席上的观众也感觉到了，妨碍他们静心赏戏。记得那回观戏到家，父母跟我郑重地讲了一番道理，大意是无论看得懂看不懂，要尊重演员的演出和同场观赏的人士，而且，艺术这个东西，你以一份虔诚的尊重进入，久而久之，原来不知其味，渐渐可以品出醇厚的美味。在父母兄姊的指点带动下，我不但逐渐改掉了在剧场里抖腿的臭毛病，像边看边吃零食呀，非把没喝完的汽水带回座位、一不留神把搁在脚下的瓶子碰倒滚动咣当当响呀，没到半场休息就非要挤出大半排去如厕呀，等等行为也都逐渐克服。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以欣赏京剧来说，我算得上基本入门了。像老旦戏《傅氏发配》、骐派老生戏《徐策跑城》。场面并不华美热闹而心理冲突细腻复杂的《二堂舍子》等我都能凝神观赏、品出味道了。
现在影视网络文化发达，像在露天或体育馆里举办的歌星大型演唱会，我也将其划入此类视听文化的范畴，古典意义上的剧场演出，相对式微，京剧和其他戏曲都不够景气，连“大剧场话剧”也比较萧条，“小剧场话剧”虽然活跃却又“星火”难以“燎原”，倒是音乐会和芭蕾舞等品种较为热络。但以我身临现场的感受，总难获得一个“虔诚尊重”的欣赏氛围，不管演出前怎样广播提醒，演出时总有手机彩铃声响起、闪光灯明灭；有的年轻恋人是观赏为次欢聚为主；或演出间进进出出，零食不断；或坐席上姿态做派不雅；有的年轻父母望子女成龙成凤，却又不会教育指点，台上音乐偶像献艺，台下幼龙雏凤比抖腿还要嬉皮。
愿以母亲留下的一句话勉励自己，并供大家参考：要像爱惜每一篇字纸一样，珍惜这辈子亲眼看到的每一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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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同
那天从城里书房绿叶居去往农村书房温榆斋。到了温榆斋门口才发现忘带开门钥匙，只好再返回城里。轮换在两处书房里活动，已有八年之久，忘带开门钥匙却是头一遭。难道我已成了一个“恍惚的人”？
《恍惚的人》是一本小说的书名，作者是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这本小说在“*”后期作为“内部参考读物”在中国翻译出版。当时译介它，是认为内容具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老人尴尬处境的进步意义。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出版社将其正式发行，被当时如饥似渴地扑向外国文学的读者们飞快购尽，于是加印几次，达到很大的一个印数。我那时读这部小说，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冷静的写实工力，有一个细节，写冬日老人来不及入厕失禁，在廊檐下往雪地里尿出一串“冒号”。说它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对老人的冷漠，当然是一种解读，但作者其实是透过老人题材，写人性，探讨生老病死这一永恒的主题。花无百日红，人有衰老时，未老者如何对待老者？老者如何面对自己？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着这样的课题。“恍惚的人”需要在夕阳箫鼓里有尊严地默默燃尽生命最后的光焰。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三人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赴日访问，在东京见到了《恍惚的人》的作者有吉佐和子，她是一个带男相的妇人，而且做派也很有点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气概，她和我们代表团长杜宣是老相识，知道杜宣在“*”中吃了苦头，见杜宣那天腕上无手表，当即抹下自己腕上的一块高档手表，让杜宣戴上。她说话直来直去，听说《恍惚的人》中译本印数已达十万册，我们本来以为她会高兴，没想到她板起脸问：“谁让你们印那么多的？”竟然生起气来。从那一天起，我算知道了他们那边的文化，和我们这边文化的一大不同，就是雅文化包括纯文学和俗文化，包括畅销书，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领域。虽然二者也有交汇融合的部分，好比两个各有圆心的大圆边缘互割，形成一处暧昧的“叶子瓣”区域。但两个大圆那“叶子瓣”区域外的广大部分，是互不相干的。有吉佐和子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她写的书拥有一个固定的读者群，出版她的书的机构绝不会亏本，她当然也能获得不菲的版税，过着尊严的小康生活，但她不是畅销书作家，一听说把她的书印得那么多，她本能地觉得不对头，认为是给她错定了位，有违她的美学追求。当然我们赶忙给她解释，中国人口那么多，十万册的印数其实并不算很多，当时重印了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一刷的册数就要多许多。这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日本文化方面大体是量的增加大于整体结构的变化，而我们这边的变化，可真大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说是瞠目结舌，不仅是量在激增，结构性的改变与不断的转型，更惹人注目。
有吉佐和子和杜宣已经相继过世。他们都值得我忆念。跟他们接触不多，但觉得他们都是始终没有恍惚的人。所谓没有恍惚，指的既是生理上没有痴呆，更是心智上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
人到老年，生理上的病变导致恍惚，以至痴呆，有时候是无法抗拒的命运之诡。生理上的种种退化是可以通过积极预防和锻炼来减缓的，而心理上的疾患更是能够以清醒的自我定位来加以排除的。我对自己说，偶尔忘带钥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倘若经常地忘记自己的位置斤两，浮躁抑郁起来，那可真是自我催命了。
这两年，很偶然地到《百家讲坛》录制了关于《红楼梦》的系列节目，又连续出了四本相关的书，反响强烈，书也畅销，但我自己很清醒，我不是“红学家”，也不是“畅销书作家”，“畅销书作家”需要本本书都畅销。我自己看重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和特殊文本的《树与林同在》《私人照相簿》这两年都重印了，数量都不大，引不起争论，吸引不了多少眼球，而且，我从一九八六年后半年起，编制也不在专业作家系列，我现在就是一个爱画风景写生画自娱的退休金领取者。“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每天《晚报》到手，必要翻到有找不同漫画的那一版，无论是有八处还是九处不同，我总能一一找全。我很快乐。在仔细看图的过程里，相同处令我想到人己相通，而不同处激励我保持个性。全与人同不是好的人生。有几处与众不同之处，才不枉在世一场。我也许还会再有忘带门钥匙的失误，但我不会有失却自我的迷茫。
谢幕与终曲
至今回想起母亲，在剧场演出结束后，那样重视演员谢幕的表现，还不禁感动。
她不仅会随着大家一起鼓掌，微笑地仰望着走到台沿谢幕的演员，还总是嘴里喃喃有词，发出些感叹赞扬，仿佛人家会听得见似的。她总属于把掌声坚持到最后，直到幕布合拢再不掀开，才意犹未竟地离场的那批铁杆戏迷之一。不等回到家中，在公共汽车上，她就会抿着嘴笑，跟家里人宣布：“今天谢幕六次啊。真精彩呀。”或者说：“别看今天谢幕才三回。其实也很了不起。”她很少有对演出不满意的时候，当然，那也是因为剧目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父亲只爱看京剧，母亲除了京剧，其他剧种比如评剧、曲剧、河北梆子也都喜欢，而且也很爱看话剧，我小时候跟母亲进剧场观剧的次数最多。
母亲重视演员谢幕，当然首先是对演员有一份浓酽的尊重。她说过嘛，应该像爱惜每一篇字纸那样，珍惜每一回观看到的演出。但那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理性支配下的礼貌。母亲有感悟艺术的天性。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跟她去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孙维世导演的，金山主演。那出戏展现的生活和人物不仅离我那样一个中国少年极其遥远，其实与一直并没有走出过国门的母亲也很隔膜。但是幕布一拉开，记得第一幕布景是十九世纪俄罗斯外省农庄花园一隅，穿西服的绅士和穿拖地长裙的淑女慢条斯理地在台上活动着，从树阴下的长餐桌上银闪闪的大茶炊里接茶喝，说着一些很平淡的话，我开始真有些“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其味”，不知不觉左腿抖动起来，母亲感觉到了，用右手轻按我左腿膝盖，轻声在我耳边说：“看他们多不顺心啊！”母亲这一句提示，竟让我一下子捕捉到了此剧的情调，我像母亲一样专注地观看，渐渐从那些似乎平淡的对话里，听出了味道，小小的心于是琢磨起来：景色那么美，穿的、吃的、住的那么好，可是这些人为什么那么不快活？……当然，整出戏演完，我也不能说真看懂了什么。演员谢幕的时候，母亲照例感动地久久鼓掌，我也跟着鼓掌。回家的有轨电车上，我跟母亲说：“这戏好。”母亲问：“好在哪里？”我就说：“万尼亚舅舅跟他侄女儿索尼娅说：你的头发真美。索尼娅说：一个人长得不美的时候，人们就会安慰她，你的头发美……”母亲微笑了，笑得像缓缓开放出一朵花，说：“能记住这么几句台词，也不枉你看了这么一出戏，他们也不枉演了这么一场啊。”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话太老了。其实还可以说些“年轻话”——戏吸引人恰是因为不尽如人生，而人生的诡谲其实远非任何戏剧可比。现在回想起母亲带我看戏的种种情景，忽然憬悟：观戏的最大意义和乐趣，是在人生中镶嵌进一些“美丽的停顿”。
母亲带我看了戏，也熏陶出了我的文明习惯。母亲仙去二十年了。现在我进剧场不多了。但一旦去剧场观剧，我总是提前进场，中途绝不“抽签”。我最见不得那些未到幕落就站起来撤退的看客，我总是以真诚的鼓掌和仰望来对待演员谢幕，离开剧场回家的途中，我会回味那些最打动我的片断。
西方古典歌剧正式开幕前，往往会有好几分钟的序曲。多数西方电影的最后，是一边放映详尽的演职员表字幕，一边响起终曲，有时终曲会是一首很长的歌，像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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