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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超过了3亿，其中帝都、广城、杭城、苏城等城市已成为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世界级大城市。

　　　　农作物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手工、冶金、采矿、纺织等产业都位居世界前列。

　　　　当然，在封建社会，财富总是聚集在少数人手中，于是富庶的中国高层人士成为了当时世界钟表市场的最大买家。

第三四三三章　卢芳斋（）　
西方钟表厂商为了迎合东方人的审美观开始专门制作具有浓厚东方韵味的珐琅表。

　　　　这一时段的钟表产品主要来自瑞士、英国、法国等国家，这些珐琅表外观精美，造型多样，除常见的圆形之外，还有扇形、昆虫等特殊造型。

　　　　表壳一般采用金、银、铜等材质，很多在表壳上还绘有人物、花卉、鸟兽等珐琅画。

　　　　制表人还常采用珍珠镶嵌边圈，或将外框施以鎏金工艺，以此来增强腕表珐琅的欣赏性，同时彰显中国皇室与富贾高贵的身份。

　　　　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国珐琅表装饰上大多整体铜镀金，珐琅图案的题材则包括各式建筑、自然景观等；法国生产的珐琅表多采用珍惜奢靡的材质和镀金工艺，珐琅图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一些品牌还接受定制和推出了针对中国习俗的珐琅表，像播喴从1824年起就开始生产珐琅釉彩与半圆珍珠装饰的对表，以迎合中国人“好事成双”的习俗。

　　　　珐琅表的制作工艺和艺术感染力主要是从珐琅表盘和表盖（主要是怀表）的制作体现出来的。

　　　　从制作工艺上来说大体可分为微绘珐琅、掐丝珐琅、雕刻内填珐琅、精雕透明珐琅等四类。

　　　　其中微绘珐琅对配色的精准度要求很高，也十分难掌握，每次上色后加热处理完毕，色彩都有可能出现偏差，从事这一工艺的匠人们需要丰富的经验，才能掌握火候与时间，烧制出最佳的色彩。

　　　　配色中加入不同的原料可以产生出不同的色彩效果，譬如加入铁元素，可呈现出黄色、绿色和棕色；加入锰可产生黑色和紫色。

　　　　表盘配色完毕后要上釉，再经过粗、中、精等20多道打磨工艺，最为精细的打磨环节所用的砂纸甚至可以用来擦拭眼睛片。

　　　　而掐丝珐琅是使用极为纤细的金属丝勾勒图形，从而使盘面的图形人物获得最佳的清晰度与线条感。

　　　　制作过程中表盘上掐的金属丝甚至比头发丝还细，稍有不当就会造成断裂，难度极高。

　　　　这两类制作工艺是珐琅工艺中最难的两种。

　　　　珐琅表的制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进入新世纪，各大腕表品牌又掀起了珐琅表的热潮，并利用自己沉积百年的制表技艺，奉献上了一款款超凡脱俗的腕表精品。

　　　　这些腕表无论从制作工艺、技术还是收藏角度讲，都是无出其右的珍品。

　　　　顶级制表品牌积家推出的一套八枚超薄珐琅彩绘清花系列腕表，就将微绘珐琅技艺完美地融入到腕表之中。

　　　　该腕表表盘的制作，充分参考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岭南派大师居廉的画作风格。

　　　　居廉是中国近代岭南地区著名的国画家，善画花鸟、草虫及人物，尤以写生见长，但要将其画作呈现于方寸之间的表盘上绝非易事。

　　　　积家的制表师们在专业的制作工坊中，运用微绘珐琅技艺，通过层层调色和烧制，将居廉的画作神奇地呈现于表盘之上。

　　　　微绘珐琅的难于掌握之处就在于对色彩的控制，制表师先要用鹅毛管蘸取涂料上色，上色过程由绘制底色到层层加色逐步完成。

　　　　面盘还要经过八百度以上的高温多次烤制，使珐琅釉层的色彩完全自然融合于金属表盘之上。

　　　　由于采用微绘技术，该系列腕表表盘的图案极具立体感，丰富的色彩会随着光线的变换而转换，制表师们用巧夺天工的造诣将大师画笔下的意境及情怀完美地呈现出来。

　　　　如果说微绘珐琅巧夺天工，那么掐丝珐琅工艺也绝不逊色。

　　　　雅典推出的thesantamaria彩绘珐琅腕表就是掐丝珐琅工艺的极致体现。

　　　　腕表表盘采用纯手工打造，整只表盘需花费五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

　　　　雅典的大师们运用鲜艳的色彩填充表盘，在深蓝色的天空衬托下，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竖起桅杆和帆，在桅杆顶部的旗帜随风飘扬，蓝绿色的海溅起浪花扑向木制船身，画面生动壮观。

　　　　制作这样的表盘需要遵循严格的工艺流程，具体步骤是首先设计出图案的轮廓，然后使用只有0。07毫米的金线勾勒出图案的轮廓，利用特殊的胶水将金线固定，放入珐琅炉用800度以上的高温定型。

　　　　接下来就是在预定的区域填色。

　　　　因为固定好的金线露出表盘只有不到一毫米，所以填色的高度绝对不能超过这个尺度，否则图案会出现崩裂。

　　　　上色处理完成后要进行细致的打磨，使整个表盘看起来十分平整。

　　　　腕表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和十几次入炉烧制才能完成，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

　　　　该腕表有白金和玫瑰金两种材质版本，每个版本限量发行30枚。

　　　　沧海桑田，岁月飞逝，如今全世界掌握珐琅技艺的工匠屈指可数，珐琅表更是因其特殊的制作工艺和完美的艺术效果令世人倾慕。

　　　　其表盘艳丽的色彩和丰富的图案能留存百年依旧光亮如新。

　　　　因此珐琅表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拥有一定收藏价值。

　　　　试想一下，在午后的书房里，一个人点燃一支雪茄，安静地把玩手中的珐琅表，那种意境美妙绝伦。

　　　　珐琅表不仅在百年前是名流皇室的宠儿，在今后的岁月里，依然是一支永不凋谢的表中奇葩……

　　　　虽然说从鸡老板手里得到的这一支腕表年代并不久远，可它毕竟是世界限量版的，而且中国的配额只有这么一支。

　　　　也不知道是怎么落到这个家伙手里头的。

　　　　鸡老板见两样东西脱手，今天晚上也算是赚了，于是这话也就多了起来。

　　　　他笑着说道：“两位老板，你们真要买好东西的话，我推荐你们去‘卢芳斋’。”

　　　　“卢芳斋什么地方？”

　　　　张天元好奇地问道。

　　　　“嘿，这位爷您听说过卢芹斋的大名吗”

　　　　鸡老板笑道，眸子里带着几分嘲笑。

　　　　“卢芹斋？不就是那个倒卖文物的走私贩子嘛，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张天元笑道。

　　　　“这卢芳斋就是他的后人开的，生意挺红火，里面好东西可是不少，虽然很多人都骂卢芹斋是卖国贼，可是还有无数想发财的人把好东西卖给他。”

　　　　鸡老板解释道。

第三四三四章　罪人（一）（）　
鸡老板口中的卢芹斋，张天元自然是知道的。

　　　　如果做古玩生意的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那怕是太孤陋寡闻了。

　　　　跟张天元恰恰相反的是，卢芹斋把中国的国宝古董不管什么东西都往国外贩运。

　　　　可以说，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物走私贩子。

　　　　在中国，他是“卖国贼”。

　　　　他曾将大量中国古代文物卖至欧、美，包括青铜器、古玉器，南北朝与隋、唐的佛像，唐三彩雕塑等等。

　　　　据称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中至少有一半是经过他的手流转出去的，他最出名的事件，是在1916年…1917年间，将昭陵六骏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卖至美国。

　　　　现在这两样东西已经到了张天元的手里，自然是要回归故土了。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他盗卖文物，取悦欧、美帝国主义者，不仅赚得钱财，还周旋于美国上流社会，与洛克菲勒、摩根、范德堡等豪门巨贾做生意，可谓卖祖求荣至极。

　　　　张天元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样一个打着艺术家旗号的走私贩子，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慈禧老东西曾经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而恰恰卢芹斋就是这么干的。

　　　　当然在西方，欧美文物艺术界对卢芹斋却极为感激，他们不仅从卢芹斋处买到中国文物，还得到他的慷慨捐赠。

　　　　从巴黎吉美博物馆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全球最大博物馆的馆藏无不被他的收藏与眼光所左右，卢芹斋让西方对中国艺术有了新的品味，甚至可以说从他开始，西方才对中国艺术品具备了鉴赏力。

　　　　当然，这种说法纯粹扯淡，艺术无国界，可艺术品是有国界的，更何况是不可再生的国宝。

　　　　这就跟一个奴才把自己的老婆给老外睡了，人家还说终于懂了你老婆的好。

　　　　去他娘个蛋，想想都觉着恶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是大奸大恶还是大善大忠之人，这来历一般都不普通。

　　　　卢芹斋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映衬在动荡起伏的历史背景下，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艺术活动的一个缩影。

　　　　卢家兜是个偏僻的小村镇，隐没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农村。

　　　　它位于江浙省北部，一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地方。

　　　　卢家兜的字面意思是“姓卢人家的村子”，自宋朝以来几百年的时间，卢家族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卢芹斋出生于1880年2月1日，族谱上记录着他的原名卢焕文。

　　　　他是卢家第十六代传人，焕字辈。

　　　　一个“文”字，并不是多么醒目或富有诗意，从起名上就可以想象他的父亲并不是个有文化和想象力的人，甚至可能从未想过孩子有一天能走出村里的泥巴路。

　　　　一个名字，便已经暴露他出身的平凡。

　　　　但在大古董商卢芹斋嘴中，他的出身是另一番样子。他说自己出生于书香世家，家境殷实。

　　　　这是他去世前写的文字：

　　　　一，作为士绅阶层的一部分，我的祖先曾在朝廷里做官……；二，族中有一支做豆油生意，业务的总部设在东北，通过船运将豆油销往南方。

　　　　就这样，他试图让自己跟当地的大户扯上关系，好像祖上进士辈出，朝中有人。

　　　　但卢芹斋所声称的这一切在现实中都找不到佐证。

　　　　出身问题一直是卢芹斋的心结，他总是一语带过地说：“我们家人全都不在了”，借此撇个干净。

　　　　许多成功人士喜欢炫耀出身贫寒，让自己的成就显得更加耀眼，而在卢芹斋看来，低贱的出身绝不会为他带来尊严，他一生都对身世遮遮掩掩。

　　　　对于他们贫困的家庭，纺纱是糊口的唯一途径，小焕文每天目送着装满布匹的小船离港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水天相接的尽头。

　　　　无尽的远方仿佛就在那个时候对他发出了邀请。

　　　　焕文十岁那年，母亲再也无力支撑丈夫的烟瘾和赌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含泪自尽，紧接着父亲也一命呜呼。

　　　　失去双亲的悲痛使他变得更加内向，喜怒哀乐从不溢于言表，看上去木讷呆板，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对童年没有丝毫的留恋，尽力抹去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因为那些带给他的只是伤痛。

　　　　不想输就只有坚强，他擦干眼泪，决意“离去”。

　　　　在距离卢家兜三十公里处一河之隔的南浔，焕文幸运地踏进了富甲一方的张家做工，并从此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

　　　　这个张家不仅在南浔财大气粗，在全国也是数得上的豪门。

　　　　张家坐拥大量土地，除了良田之外，还在苏江和上浦拥有多处房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上海出名的建筑都在张氏家族的名下，如杏花楼、大上浦电影院、大上浦歌舞厅和大世界游乐中心，至今，大世界那白色的穹顶钟塔仍俯视着上浦人民广场。

　　　　进入张家的焕文被指派服侍二少爷张静江，他出生时患肌肉萎缩，从小就坡脚，行动不便，8岁的时候，右眼也失明了。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前程，1902年，张静江轻松获得中国驻法国公使商务参赞的职务，焕文幸运的被选中，作为随侍陪伴张静江赴法。

　　　　唯一跟我们提起这段历史的是张家的后人，而卢芹斋本人则一直刻意隐瞒自己卑微的出身，从来不跟旁人提起。

　　　　在他离世前写的自传中，他将自己去法国的原因说成是求学，以及在中法两国之间寻找商机。

　　　　他还声称自己是在清政府的驻法公使那里碰巧认识了张静江，对于张静江行动不便、需要人照顾等实情，卢芹斋只字未提。

　　　　又一次，卢芹斋编造了自己的履历。

　　　　初到巴黎，焕文目睹了前所未有的科技腾飞和社会发展，他迅速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当然前提是借力自己的主人张静江。

　　　　接触过张静江的人都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形虽犹如雨果名著《巴黎圣母院》中的怪人“卡西莫多”，但实则是个自信、爱交际且富有幽默感的人。

　　　　人不可貌相，他积极投身中国的革新事业，很快便成为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

　　　　张静江到巴黎后，开起了一家专门经营中国货的商号，起名“通运”，焕文就被安排在这里做事。

第三四三五章　罪人（二）（）　
从此，焕文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他剪了辫子，脱了马褂，学着巴黎人的打扮，穿起西装三件套，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系带皮鞋，笔挺的圆翻领白色衬衫，头发染得乌黑油亮，一扫身上原本的乡土气，从仆人变成了公司雇员，这无疑是迈上了一个台阶。

　　　　中国当时的特产，在运通公司里应有尽有，丝绸、茶叶、地毯、瓷器、古玩和漆器，焕文虽对丝绸茶叶略微在行，但古玩以前还从来没摸过，只在南浔张家做工时见过这些到处摆放的值钱玩意儿。

　　　　不过一旦上手的机会来了，他很快就触类旁通，欣赏和把玩古董到后来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乐趣。

　　　　焕文天资高，凡事进取，干起活来又很卖力，并且对市场有天生灵敏的嗅觉，很快就被任命做了掌柜，渐渐成了公司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通运号的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时，法国人不熟悉也不习惯中国的东西，所以光顾的人并不多，连茶叶和丝绸都不好卖。

　　　　卢芹斋曾描述过当时的处境：“我们卖什么都赔，除了古董。……就这样，在经历了初期的亏损后，我们不再做其它产品的生意，而是主攻古玩市场。”

　　　　地毯、字画、玉饰、漆器、官窑瓷器和鼻烟壶在巴黎的店里琳琅满目，非常抢手，往往来不及上架就出手了。

　　　　古玩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一只宋代的小白瓷碗从西山以10块大洋进价（约合1。5美元），通运转手就能卖1万美元的高价，一尊陶瓷观音以300大洋（约合45美元）的价格从和尚手里请来，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50万美元收购。

　　　　通运号的生意果然财运亨通，但已经不适合焕文做下去了。

　　　　张静江把他的金钱和心思都用在了中国革新上，并于1908年决定搁置通运公司的事物，毅然返回中国辅佐孙中山的开国事业。

　　　　而焕文却没有追随满怀爱国热情的张静江回国效力，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宁愿留在法国搞些古董继续赚钱，自此，两人分道扬镳。

　　　　但焕文对张静江一直极为敬重，并且心怀知遇之恩，一生将张静江尊为偶像。

　　　　因为如果没有他，焕文也许走不出穷困的家乡，顶多在张家做一辈子的仆人。

　　　　如果不是在张静江手下摸了六年古玩，焕文这乡下孩子也不会懂得掌眼识货。

　　　　总之“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由此，他的人生又上了一层新台阶。

　　　　焕文28岁那年，他自己的铺头在巴黎开张了，店名“来远”，取货自远方来之意。

　　　　按照中国的传统，他抛弃了出生时父母给他起的“一般”的名字，也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来转运：“卢焕文”从此就摇身一变成了“卢芹斋”，这是他人生阶梯的第三步。

　　　　平日的卢芹斋很忙，在欧洲大陆到处奔波寻找商机，他是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他留意每一笔交易的利润，凡事都巨细靡遗的记在本子上。

　　　　古玩的利润一般能达到成本的2…8倍，……比如1913年他花了5。55法郎买入一个龙泉窑的瓷瓶，同年就以46。25法郎的价格出售，是进价的8倍；一个屏风进价是138。75法郎，以513。70法郎出手，赚了四倍。

　　　　欧洲人偏爱的东西尤其好***如18、19世纪的陶瓷，虽不是卢芹斋最喜欢，但在20世纪初的确是他最赚钱的玩意。

　　　　卢芹斋在淘宝与鉴宝方面真的是身体力行，同时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谈生意懂得入乡随俗。

　　　　他自己这样回忆：我们在上浦和帝都两地的办事处天天都办流水席，准备一大桌子酒菜招待上门的客人。

　　　　我们吃住全包，于是我们的办事处就成了当地古董买卖的中枢。

　　　　谁手上有好东西，我们都是第一个见到的。

　　　　这样一来，我们从南到北，可以说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文物市场。